红军时期的军级干部,级别是非常高的。很多55年评出的上将、中将,往往土地革命战争时的最高职务,也只是师长或师政委。少数资历较深的名将,如王宏坤、许世友、陈再道、王建安这样的开国上将,红军时曾当过军级干部。由此可见,红军的军长或军政委,含金量有多高。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甚至对比非常强烈的例子。红四方面军系统中,有位老资格的军级将领,曾经创下任职纪录:他1933年就当上了军政委,此后几年先后担任过3个主力军的政治委员,期间还一度被任命为红34军长。这种经历,是其他高级将领无法企及的,到底谁这么牛呢?
创下任职纪录的将军,就是张广才。
不过放到现在,或许很多读者对张广才并不很熟悉,这跟1955年的评衔结果有一定关系:张广才只被授予少将军衔。开国少将有1360位,难怪相比起上将和中将们,他的知名度不算太高。
可问题来了,既然红军时张广才履历如此出众,怎么军衔却只是少将?似乎前后有些矛盾。张广才本人对于这个授衔结果,也是有些意见的。他在1955年专门写了一封内容跟评衔有关的信,递交给总干部管理部,适当提了自己的想法。
张广才是老资格的鄂豫皖将领,他生于1900年,并且在革命早期表现突出,是黄麻起义的元老。张广才在队伍里威望高,能镇得住下属,因此在1932年被组织任命为红73师政委。当时他的师长搭档是谁呢?就是建国后四方面军系统的大将代表王树声。
此后张广才屡获重用,接连出任红31军、红4军、红33军的政委。论任职高度和早期履历,多数开国上将级别的人物,都比不了张广才。
不过张广才是有能力短板的。通常红军主力师政委、军政委,都是文化水平高,理论和政治工作能力较强的干部。张广才的情况特别,鄂豫皖的早期政工干部,往往不像中央苏区那样,按照文化素质和理论水平去选人。老区识字的官兵很有限,即便是政治委员,好多也都没有上过什么学。
张广才这种特征很明显,他的主要优势是参加革命早、作风泼辣强硬,当地官兵信服他。相比于当政委,张广才亲自带兵打仗的亮点更多,甚至在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时,他率部活捉过敌师长赵冠英,立下大功。
但真正的政工类高级将领,为了开展工作,势必需要补文化。行军打仗期间没机会,直到延安时期,张政委参加培训班和抗大,才逐步提高了文化水平,开始能够独立写一些材料。其实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得到重用、职务突出的将领真不少,尤其是军事干部,到前线独当一面的有很多,比如前面提到的王宏坤、许世友,抗战初期都是八路军正副旅级干部,对于优秀人才中央一视同仁。
至于政工干部,中央红军本身就不缺,这类工作的水平明显领先兄弟部队。所以从抗战往后,张广才的竞争力便不那么强了,任职机会减少、级别也有所回落。一直到解放战争后期,他在东北我军的职级都很有限,仅仅是吉林军区副参谋长,属于地方师级干部,到辽沈战役胜利都只是这个职务。
很明显,他跟昔日战友们拉开了任职差距,并且差了不是一星半点。四野里面,像同样出自鄂豫皖老区的刘震、韩先楚,到49年四野南下时都当上兵团副司令员了,执掌王牌主力部队。而红军时职务异常显赫的张广才,越发默默无闻。
1955年全军大授衔前,他的职级地位倒是提了上来,老资格的张广才,已经担任武汉军区副政委。不过在52年评级时,张广才的职务还不高,仅定为正军级。最后授衔结果出来,他获得少将军衔,符合评衔规则。
作为老革命,张广才的觉悟无需赘言,一般不会主动去争军衔;但想到生涯中的起落,心里难免有些话要说,因此他给组织写了前面提到的那封信,提了点自己的意见。按说正军级干部,评中将、少将都正常,再加上张广才的实际经历,上级部门事后对他进行了安抚。虽然军衔依然是少将,但在一部分待遇上,组织决定按照中将标准进行倾斜照顾,这也是一种人性化举措。张广才将军活到了1970年,享年七十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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