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娱乐资讯网

拜登新书猛料不少,揭开泽连斯基的另一面,给内塔尼亚胡再添麻烦

前言

大家好,我是听澜。

公开场合,拜登曾把支持乌克兰和支持以色列说得很坚定;

然而到了回忆录里,他却嫌泽连斯基不够感恩,又直言对内塔尼亚胡没多少信任。

更有意思的是,他一边批评盟友,一边仍为自己当年的决定辩护。

那么, 他定于11月17日出版的这本新书,究竟是在讲私人恩怨,还是在给美国外交算账?

先看泽连斯基。拜登并没有把他全盘否定。

按照《华尔街日报》披露的节选,拜登认为,泽连斯基过去的演员经历,后来被证明是很好的训练,帮助他适应了战时领导人的角色。

这个评价并不低。镜头前的表达、与西方公众沟通、在危机中争取外部支持,确实是泽连斯基过去几年反复强调的能力。

但话锋一转,拜登又写道,泽连斯基在私下交谈中可能喜怒无常、固执己见,而且没有他预想的那么懂感恩。

真正让这句话引起争议的,不是“喜怒无常”,而是“感恩”。

国家之间的援助与合作,本来就有各自的利益计算。美国支持乌克兰,有安全、外交和国内政治等多重考虑;乌克兰争取援助,也有自己的战场判断和生存压力。

双方目标有重合,不代表每一步都能完全一致。

拜登用“是否感恩”来评价对方,实际上是把复杂的战略关系,压缩成了援助方与受援方之间的情绪账。

听澜这里要先把边界说清楚:这些内容是拜登在回忆录中的单方面描述,不等于乌克兰方面作出了相同回应,更不能凭几句话,推断战场形势或者谈判结果。

回忆录能提供观察视角,却不能替代完整事实。

不过,这番抱怨仍然透露出一个现实——外部援助越多,援助方对政策配合的期待往往也越高。

一旦受援方按照自身判断行事,双方矛盾就容易从具体分歧,变成“你为什么不听我的”。

拜登还在书中提到,特朗普团队曾要求他在总统权力交接期间签署一封信,允许他们在正式上任前直接与普京谈判。

拜登拒绝了,理由是担心对方获得不受限制的授权,最终以牺牲乌克兰利益为代价,达成某种“投降式协议”。

把这段内容放在一起看,就能发现,拜登并不是要彻底否定自己过去的乌克兰政策。

他更像是在同时回应两方面的质疑:对特朗普,他强调自己守住了底线;对泽连斯基,他则表达了援助未能换来预期配合的不满。

这种心理不难理解,却也暴露出问题。

当一场冲突被不断附加国内政治、党派争执和个人评价,真正需要讨论的停火条件、安全关切与民众代价,反而容易被挤到后面。

类似的情绪账,在拜登评价内塔尼亚胡时,算得更加直接。

拜登与内塔尼亚胡相识多年,按拜登自己的说法,两人可以坦率交流,但坦率并不等于信任。

他在书中直言,两人之间没有多少信任。他还把内塔尼亚胡的某些倾向与特朗普相比较,认为对方可能随意对待事实,并为了满足个人需要,让民主制度受到影响。

这些评价当然尖锐,但真正有分量的部分,还是加沙问题。

拜登回忆,加沙冲突开始后,他多次要求以方采取措施,减少平民痛苦。

按照他的描述,内塔尼亚胡并非完全不理解这个问题,也承认不断增加的平民伤亡会损害以色列的国际形象,并影响美国国内对相关政策的态度。

问题在于,承认后果与改变行动之间,始终隔着一段距离。

拜登笔下的过程很相似:以方表示会做得更多,随后新的军事行动又造成平民伤亡;美方提出质疑,以方再给出解释。

反复几次之后,拜登得出了一个很重的判断——内塔尼亚胡并不介意作出自己既无能力、也无意兑现的承诺。

他进一步批评内塔尼亚胡,把个人短期政治生存置于以色列长远利益之上。

所谓“火上浇油”,主要就来自这里。它不是简单评价一项军事决定,而是在质疑一位领导人的决策动机。

对于仍要面对国内外压力的内塔尼亚胡来说,这样的表述出自一位美国前总统,自然会被媒体反复放大。

但如果只把这本书理解成拜登与内塔尼亚胡“翻脸”,也会漏掉关键一半。

拜登同时强调,自己不后悔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事件后支持以色列。

他一方面承认太多无辜巴勒斯坦人丧生,许多与哈马斯无关的人承受了痛苦;另一方面,又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自己当时的政策路线。

这恰恰是最值得追问的地方。

已经公开的节选,并没有充分解释另一个问题:如果拜登很早就认为以方承诺难以兑现,为什么这种判断没有及时转化为足以改变局面的政策行动?

事后的遗憾可以写进书里,冲突期间的选择却不能靠一段文字重新来过。

从中国读者的视角看,最不该被淹没的,正是普通人的生命与处境。

平民伤亡不能成为美国两党互相攻击的材料,也不能只用一句“压在心头”轻轻带过。

真正重要的,是能否推动停火止战,能否保障人道救援,能否让政治解决重新成为主要方向。

所以,这本书表面上是在评价两位盟友,实际上始终围绕另一个中心展开:拜登希望后人怎样评价他自己。

谈到阿富汗撤军,拜登仍然坚持,结束这场战争本身没有错;谈到2024年竞选连任,他也没有承认自己当初作出了错误选择,而是继续解释当时的状态、顾问意见以及民主党内部围绕退选发生的争执。

即使面对争议很大的决定,他更多承认的是执行困难和政治代价,而不是改变基本判断。

这样一来,他对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的批评,就有了一层新的含义:既是在表达对盟友的不满,也是在为自己的外交经历补充说明。

听澜认为,读这类回忆录,最需要防着两种简单结论。

一种把私人评价当成全部事实,仿佛一句“不懂感恩”,就能概括乌克兰危机;另一句“没有信任”,就能解释巴以问题的全部复杂性。

另一种则把盟友之间的分歧看得过大,直接推导出美国已经彻底失去影响力。公开节选能够说明协调成本上升、互信存在缺口,却不足以支撑如此宽泛的判断。

还要看到,回忆录有出版周期,媒体也会挑选最有冲突感的段落。

它不一定是在临时向某位领导人递话,却一定参与了历史解释权之争。

卸任之后,拜登不用再承担每天处理外交后果的压力,却可以借这本书重新安排人物、责任和功过。话说得更直,并不意味着问题因此变得更简单。

对中国而言,观察这些争论,重点不应是谁在口舌上占了上风,而是从中看清一个基本事实:军事行动可以很快开始,政治解决却很难靠单方意志完成。

外部支持不能自动换来政策一致,领导人的私人关系也不能代替正常、可持续的外交机制。

无论是乌克兰危机还是巴以冲突,最终都绕不开平民安全、人道援助和谈判安排。

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重视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反对让平民继续承担代价,推动有关各方回到政治解决轨道,这些立场比任何一段回忆录里的情绪化评价,都更接近问题的根本。

结语

听澜认为,这本书最值得看的,不是拜登说了多少重话,而是公开支持与私下信任之间的距离。

批评盟友容易,解释自己的选择更难;事后表达遗憾容易,在冲突当时推动改变更难。

书可以畅销,争议也会过去,真正不能翻篇的,仍是停火、救援与谈判能否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