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娱乐资讯网

龚兴贵——九死一生只为找到红军队伍

我们西路军总部电台,跟着王树声同志带领的红九军,从倪家营子西边的何家营子突围出来。到祁连山山口的梨园堡,我们重新回到总部,跟随总部三局一起行动。

“祁连山,天连山,天山紧连没有边。”祁连山重峦叠嶂,山峰直插云天。山顶常年积雪不化,太阳一照,白茫茫一片,亮得人睁不开眼睛。

连续几个月苦战之后,部队人员、物资损耗巨大,战斗力已经大幅削弱。我们刚赶到梨园口,还没来得及休整,后卫部队就在山口被敌人围住,遭遇惨重损失,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壮烈牺牲。敌人向着梨园口合围过来,当天夜里,我们只能向着祁连山深处突围。一路边打边撤,直到撤上大毛牛山顶,敌人才停止追击。

在大毛牛山上,三局局长宋侃夫召集大家开会。他分析完严峻形势,传达总部决定:为保存革命力量,部队分成三部分行动,以游击战为主。我们电台也就地整编,领导把我从电台调出来,安排我带领一部分电台和机务人员,编入游击大队。

这支游击大队只有两三百人,大多是年纪偏大、身体偏弱的机关人员,枪支很少,弹药紧缺,作战能力很弱。一开始,我们打算从祁连山腹地往东南方向突围,几次尝试都没能成功,只能转头向西。一路东躲西藏,始终摆脱不了敌人的搜捕,队伍减员越来越多,好不容易转移到甘州河南岸的丛林里。

大队粮食早已断绝,再这样困下去,不出一周所有人都会饿死。为冲出包围圈、保住火种,大队领导做出艰难决定:化整为零,大家各自寻找生路,小队拆成小组,小组也可以单独行动,只要能找到红军大部队,单独突围也可以。大家都明白,与其困死在祁连山,不如各自想办法,寻找党组织和红军。

这时,报务员刘生标和我商量,另外四名同志也愿意和我们结伴同行。大队领导同意了,叮嘱我们六个人:一方面军、四方面军的同志各三名,一定要团结一心,想方设法赶到陕甘,找到党、找到红军。我们含泪立下誓言:不到达陕甘,决不罢休!誓死找到红军!

三月,河西走廊平原已经开春解冻,可祁连山深处依旧寒风刺骨,冰天雪地。我们身上只有单薄的单衣,鞋子早就烂了。翻山越岭之间,脚冻肿、手冻裂,风沙加上强光,双眼红肿得像桃子。

艰苦跋涉几天后,我们来到喇叭寺,再从榆树湾往梨园口前进。天亮抵达梨园口,我和刘生标登上山顶侦查,发现这里驻扎着敌军。我们避开村庄,躲进山坡的小树林,一直等到黄昏,才顺着后山小河悄悄往外走。我们以为终于冲出封锁线,刚松一口气踏上小路,不料又撞上敌人。慌乱中有人失手,搪瓷脸盆掉在地上发出响声,枪声立刻响了起来。大家四散奔跑,我摔倒在地,趴在草丛里不敢动弹。子弹扫过树叶,直到枪声停下、敌人走远,我才爬起来,身边已经看不到一个战友,只能摸索着赶往事先约定的会合地点。

我在一条干涸河沟里,遇见了同样失散的刘生标。

等到后半夜,天色微微发亮,我们二人绕开村庄、躲开哨兵,沿着山间小路一口气跑出几十里,终于走出山口。山口以北就是茫茫戈壁滩,在这里一旦被敌人发现,无处躲藏。我们不敢贸然前进,打算先摸清情况。远远看见村边一间破草屋,想过去打探消息,还没靠近就听见狗叫,只能掉头退回戈壁。

戈壁行走格外耗费体力。我们已经一天一夜水米未进,浑身发软。黄沙没过脚踝,每走一步都深陷沙坑。走累了,我们就在沙窝里休息,月色朦胧,四下寂静。过度疲惫之下,我们坐着坐着就睡着了,戈壁寒气一阵阵袭来,冻醒之后蜷缩身子,迷迷糊糊又睡过去。再次醒来,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放眼望去,四周全是无边大漠,身后不远处有一座村子,还有村民走动。我们怕被发现,就躺在地上,一点点挪到沙丘后方,深挖沙坑躲进去。

躲在沙窝中,头顶烈日,身下黄沙滚烫,很快浑身冒汗,口鼻干得像冒火。实在扛不住,我们扒开大沙坑躺进去,再用沙子盖住身体。可烈日之下沙子很快又被烤热。到了正午,汗水全部蒸发,嘴唇干裂,渴得难以忍受。我试着用瓷碗接自己的尿液,味道苦涩根本咽不下去。只能抓沙子沉淀,硬着头皮喝下去解渴。到后来,连尿都没有了。我们趴在沙面上,凑近沙土吸取一点点湿气,呛得不停咳嗽,苦苦煎熬。

太阳慢慢西斜,四周暂时没有动静,我们决定进村打探消息、寻找水源。村边有一处水池,我们拼尽全力爬过去,埋头大口喝水。刚抬头,就看见一位提着水桶的老乡站在面前,眼神和善。我们试探着向他打听消息,他悄悄告诉我们附近没有敌军,还给我们指明方向:先向东,再往北走。

河西这片土地长期被马家军控制,老百姓受尽欺压,打心底痛恨马家军。红军纪律严明、善待百姓,乡亲们愿意帮我们。我和刘生标打算去倪家营子以前的东家家里打听情况。到了屯子边上,大门紧紧关着,墙头有人盘问。我们说明想找老乡,墙里的群众听说我们是落难红军,十分同情,从墙头放下一罐稀饭让我们充饥。一个年轻人悄悄走出来,满心愧疚地告诉我们,马家军有严令,收留外地人全家都要受罚,不敢开门接应。他提醒我们,不能一直往东走,这身红军服装一定会招来祸端,还给我们拿来衣服、鞋子,让我们换上。临近分别,乡亲反复叮嘱,沿着戈壁走,认准北极星辨别方向。我们心里又暖又酸,第二天拂晓,我们来到了黑河边。

刚打算在河边歇脚,突然跳出两个人拦住我们,一眼认出我们是红军。他们抢走我们身上所有大洋、法币,扒走我们新换上的衣服,还动手打了我们。一番劫掠之后,我们身上只剩下一条裤头。

我们被洗劫一空,赶紧蹚过冰冷的河水,想进村求助。上岸之后,一位送粪的老乡目睹了全过程,气愤地拉着我们回村子。他把遭遇告诉村里人,乡亲们十分同情。一位大娘流着泪把我们带回家,让我们上炕取暖;乡亲们送来姜汤、热饭和衣裳。冻硬的裤头好不容易才脱下来,捧着大家送来的吃食,我们感动得说不出话,眼泪不停往下掉。

从这以后,我们只能一路乞讨赶路,沿着沙漠边缘走了两个多月,来到武威。一天,我们在城西一座破庙里歇脚,遇上两个马家骑兵,认定我们是红军,把我们抓起来,打算活埋。危急时刻,一位穿黑袍、留胡子的乡绅站出来劝说骑兵,救下我们,把我们带到小院安置。他告诉我们,骑兵是来催粮的,班长是他外甥,愿意保下我们。他劝我们暂住几天躲避搜捕,还指点路线,让我们走山路,经南山去往古浪,寻找红军队伍。我们再三道谢,匆匆告别。

我们计划从兰州附近渡过黄河,翻越乌鞘岭。就在这个关头,我生了重病,连续六七天天天高烧不退。我们寄居在破庙里,刘生标每天外出讨饭养活我。当地老乡说这是伤寒,很难治好。我不想拖累他,拉着他的手,哭着劝他独自先走。可刘生标坚决不肯离开我,紧紧握住我的手不肯松开。

后来一位四十里外的老人听说我的病情,专门送来中药和冰糖。当晚我出了一身汗,神志慢慢清醒。老人每天两次过来送饭送药,照料三四天之后,我的病情渐渐好转。看着老乡们欣慰的笑脸,我心里亮堂堂的:有这些好心群众的帮助,我们一定能找到党组织。

病虽然好了,我的身体依旧虚弱,一站起来就头晕眼花。一天早上,刘生标出门讨饭,我想跟着一起走,刚起身就摔倒在地。他扶起我,我们相视无言,只剩眼泪。他出门之后,我趴在庙门口晒着太阳等他,从清晨等到下午,始终不见他回来。我心里明白,他大概率出事了。

万般无奈,我只能按照原定路线独自向兰州方向前进。一边走一边回头张望,盼着能看见刘生标的身影。我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孤身一人。走不动就爬,下定决心,就算爬,也要爬到陕北。饥饿劳累加上情绪激动,我的病再次复发。我拄着木棍艰难挪动,体力耗尽,一次次昏倒在路上。朦胧间听见路人说前面就是兰州,离陕北不远了,我重新燃起希望,拼尽全力向前爬。

走到华家岭北面山下的公路,我撞见一队国民党士兵押着一批被俘的红军战士。我想躲开,却已经来不及。忽然有人喊我的名字,原来是电台的战友刘俊英、刘玉庭他们。大家围上来,给我衣服、鞋子,心疼地说我受了大罪。他们告诉我,这一批人是祁连山突围时被俘,要押往西安。刘玉庭拉我加入队伍,和押解的人商量,说我是逃难的老乡,快要饿死,跟着队伍走,不占被俘名额、不领口粮。靠着战友们照料,十几天之后,我的身体慢慢恢复。

队伍翻越六盘山的时候,被俘战士里的秘密党支部决定,在抵达西安之前寻机逃跑。支部安排我先行出发探查路线。过了六盘山,我单独上路,打听到北边不远就有红军。我连夜向支部汇报,支部安排大家分头行动。临走前夜,战友们凑了干粮和钱给我,我们含泪告别。

走到去往泾川的路上,老乡告诉我,泾河对岸就有红军。我快步赶到河边,河水太深没法直接蹚过去。一位老乡听说我要寻找红军,主动提出背我过河。过河之后,我把身上仅有的钱全部送给了他。老乡知道我的身份,告诉我红军侦察员常在前面大路上活动。我激动地向前奔跑,远远看见几名战士朝我挥手。走近一问,正是红军侦察员!专门在这里接应西路军突围归来的同志。我再也支撑不住,眼泪奔涌而出,扑到战友怀里,哽咽着说出:“同志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几天之后,在援西军驻地,我意外和刘生标重逢。两人紧紧相拥,诉说各自九死一生的遭遇。原来那天失散之后,他迷了路,几经辗转,也成功回到了部队。后来,我重新担任电台台长,跟着部队奔赴抗日前线。

龚兴贵(1914—2002),江西兴国人。1930年参加红军并入团,次年转为共产党员,西路军总部电台工作人员。历经祁连山突围,孤身跋涉千里寻找党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军械部政委、炮兵技术学院副政委等职务,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02年于大连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