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我在长沙南站等车,候车厅里全是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旁边一个岳阳的小伙子跟我搭话,说他在深圳干了六年电子厂,今年回湖南了,厂里订单少了三成,房租却一分没降。他说了句话我记到现在:不是不想留,是留不下来。
这不是个例。2025年末全国人口140489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39万人,31个省份里只有7个常住人口正增长。减少的盘子越来越大,能分到人的地方越来越少。
广东一省增加79万人,占了7个正增长省份总增量的约54%。79万里29万是自然增长,50万是省外净流入。浙江更典型,自然增长人口减了约7.9万,靠38.9万跨省净流入硬是撑出31万净增。江苏减8万,1978年以来头一回下降,自然减少30.66万,22.66万净流入都没补上缺口。人往哪走,账面上清清楚楚。
我琢磨着,这背后有根线得从七十年前捋。新中国成立之初学苏联模式搞计划经济,户籍制度把全国人口分成农村和城市两类。城市劳动力不能无节制增加,农村劳动力也不能盲目外流。那会儿城市户口意味着粮食供应、医疗条件、国家分配的工作,农村居民被捆在土地上,看病大多找赤脚医生。想合法改户口,基本只有参军和考大学两条路。
转折在1978年改革开放,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深圳那些经济重镇需要成百上千万工人,户籍限制跟着放宽。2009年农民工总量还不到2.3亿人,2025年到了30115万人,比上年增加142万人,增长0.5%,头一回破3亿。这16年GDP从约5万亿美元涨到近20万亿美元,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可人进了城,户口这道坎还在。上海积分落户主要面向高学历年轻人才,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农民工想落户,难。有学者直言,农民工就业权利在改善,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长期滞后,城市方面推动平等总有些不情愿。
没本地户口,孩子进不了公办学校,数以百万计的父母只好把孩子留在老家。2010年代和2020年代,数千万留守儿童跟着年迈不识字的祖辈生活,心理创伤、辍学率偏高、更容易卷入违法犯罪或遭遇意外,这些问题一直戳着人。
老一辈农民工更难。社保和农村户口挂钩,在城市干了几十年拿不到城镇养老金,医疗保障也不完善,数以百万计的老年农民工只能回乡,六七十岁还在地里干活。农民工平均年龄已经43.3岁,50岁以上占比从2021年的27.3%升到32%。这批人干不动了往哪去,是个绕不开的现实。
变化也在发生。2025年外出农民工里,跨省流动6765万人,比上年减少75万人;省内流动11241万人,增加210万人。湖南减少47万人,减少量全国下辖城市里只有长沙增加10.49万人,其余全减,跨省流出超六成去了广东。人开始往家门口的省会挪,不再一味往沿海跑。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落款5月18日,5月22日对外公布。文件提出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逐步消除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
随迁子女教育保障要加强,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保全面取消户籍限制,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
各地动作也不一样。部分西部省份允许周边农村人口进城落户,还能申请保障性住房。沿海地区出生率低、生源可能不足,开放就学机会上更有动力。重庆购房即可落户,沈阳等东北城市也向有房者提供户口。湖南2026年底前,长沙、株洲、湘潭、岳阳、衡阳对符合条件留湘来湘创业的大学生和青年人才提供两年免租金入住。
我倒觉得,户口本身不一定要取消,它之所以成问题,是福利附着在上面。一旦在哪生活就能在哪享受公共服务,户籍登记就更像一份人口普查,从管控工具变成统计工具。《意见》也提到完善常住人口登记统计,发挥居住证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申请、核验、排序、享受凭证的功能。
一座城市能吸来多少人靠产业和岗位,能留下多少家庭靠孩子能不能在本地上学升学、老人能不能在本地看病养老。切断出生地和社会福利之间那根线,人力和资本才能流得顺,城乡差距才有望缩小。那个岳阳小伙子最后问我,长沙的厂子能不能撑住。我没法替他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