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陈独秀在求索路上尝尽万般波折。
晚年回望一生,他却感慨,自己一生最后悔的不是选错了哪条路,而是行色匆匆,一直都忘了看看脚下。
一声叹息,道尽半生浮沉,也引出一段耐人寻味的往事。
求索之路:陈独秀的早年与觉醒
1879年,陈独秀出生在安徽安庆怀宁。他的父亲是一名秀才,在他2岁的时候就早早离世,后来他过继给叔父抚养。
小时候,祖父亲自教他诵读四书五经,老人家性子严厉,背不出书就拿板子责罚。可不管怎么挨打,陈独秀硬是一声不哭,祖父又气又无奈。
1896年,陈独秀参加院试,一举拿下秀才第一名。第二年,家里按旧式规矩给他安排婚事,女方是安庆府统领的女儿高大众。
高大众没有读过书,两人的思想、眼界相差很远,这桩包办婚姻从一开始就埋下隔阂。他一心关心外面的世事,常常在外奔走,夫妻二人聚少离多,很难说到一块儿去。
青年时期,陈独秀先后五次远赴日本。在那里,他学习日文、了解军事,结识了章太炎、邹容等一批有志青年。
1903年,他和张继、邹容等人冲进留学生监督姚文甫家中,剪掉了对方的辫子,这件事在留日学生中掀起不小风波,他也因此被日本当局遣送回国。
回国之后,他没有停下脚步,创办《安徽俗话报》,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章向普通百姓传递新知;牵头组建岳王会,暗中开展反清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在安徽都督府担任秘书长。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政府四处搜捕革命党人,陈独秀先躲到芜湖,几经辗转才去往上海。
从秀才、留日学生,到报人、反清革命志士,他不断变换身份,而真正让他站在时代浪潮中心的,是1915年创办的刊物。
这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名为《新青年》。
创刊号里的《敬告青年》,直白提出六条主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文字锐气十足,像一声惊雷,唤醒无数青年,那时他36岁。
1917年初,蔡元培邀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到北京。编委们常常聚在箭杆胡同他的住处讨论文章,这间小屋慢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
1918年底,陈独秀又和李大钊一同创办《每周评论》,针砭当下的社会时政。
1919年6月11日,他和高一涵等人到城南新世界游艺场,向来往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当场被暗探抓捕。
各地学生团体、社会名流纷纷发声抗议,直到9月,他才得以出狱。
胡适曾评价陈独秀是“终身的反对派”,这不是贬义,恰是说他向来不愿盲从现成的定论。
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老渔阳里《新青年》编辑部,牵头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担任书记。
关于党组织的名称,他写信征询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提议定名“共产党”,陈独秀十分认同。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会议最后一天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当时陈独秀身在广州,没能到场参会,大会依旧选举他为中央局书记。
从一大到五大,他一直担任党的主要负责人。
在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三大确定国共合作方针、四大讨论无产阶级领导权与工农联盟问题这些重大事件里,陈独秀都在决议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这些成果也是全党集体思考的结晶。
40出头的他,正处在人生声望的顶峰。
迟暮坚守:陈独秀的坎坷与持守
前路从不会一路坦途,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局势急转直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走向失败。
当年7月12日,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卸下了最高领导职务。八七会议召开时,他没有到场,会议上对他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清算。
后来党史的评价几经调整,从早年的“右倾投降主义”,逐步修订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再到“右倾错误”,同时也客观指出,这一失误当中也存在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偏差。
这一字一句的斟酌,正是后人不断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过程。
比起政治上的挫折,丧子之痛更让他难以承受。长子陈延年1927年英勇就义,年仅29岁;次子陈乔年1928年牺牲,26岁。
接连送走两个孩子,这份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楚,沉重得难以言说。
1929年,因为认同托洛茨基的主张、公开批评共产国际,他在11月被开除党籍。昔日党的主要创始人,转眼背负非议,短短8年,落差之大,令人唏嘘。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押往南京老虎桥监狱。章士钊主动为他出庭辩护,蔡元培、胡适等人多方奔走营救,最终他被判处13年徒刑。
在狱中近5年时光,他没有消沉,一边读书练字,一边深耕文字学研究,任凭高墙阻隔,依旧守住自己的一方书桌。
1937年8月,战火逼近南京,炸弹落到监狱附近,他躲在床底幸运脱险,之后得以提前出狱,这一年他58岁。
出狱之后,各方势力纷纷找上门来。国民党许诺给他官职,托派希望他重新领头,海外机构也邀约他前去写书,大多都被他回绝了。
他清楚蒋介石杀害了自己两个儿子,绝不会与之合作;托派的道路,他也不愿继续走;远赴海外著书,他也没有这份心思。
陈独秀主动联系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表明愿意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对方提出需要公开脱离托派、检讨过往错误,他不肯写下检讨,这件事就此搁置。
不久,王明、康生在刊物上发文污蔑他收受日方津贴、是汉奸,这顶莫须有的帽子压下来,让他失去公开宣传抗日的空间,只能沿着长江一路向西,去往四川江津避难。
1938年8月,陈独秀抵达江津,起初在城内落脚,1939年5月搬入鹤山坪的石墙院,在这里度过了生命最后的3年。
他常年胃病缠身、血压不稳,没有稳定收入,靠着北大同学会的接济、报刊微薄补贴、友人帮扶和零星稿费度日。
物价飞涨的时候,日子捉襟见肘,窘迫到典当过友人赠送的皮袍。可他给自己立下底线:来路不明的钱不收、国民党的馈赠不收、叛徒转手送来的钱也不收。
朱家骅曾寄来5000元,被他退回;又托张国焘转交,依旧原封不动送回。
胡宗南、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上门探望,本想诱导他抨击共产党,他反倒劝蒋介石放下分歧,团结各方力量共同抗日。
同年2月,周总理在朱蕴山陪同下专程来看他,劝他写一份检讨,重回延安。
陈独秀却轻轻摇头:“我年纪大了,思想落后了,也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
晚年的陈独秀把心血都倾注到了文字学著作《小学识字教本》上。这里的“小学”,是传统训诂文字学的叫法,并不是基础教育。
书稿写到一半,教育部长陈立夫看中这份稿子,预付两万元稿费,条件是把书名改成《中国文字基本形义》。
陈独秀断然拒绝,学术专有名称不能随意改动,书稿宁可不出版,也不改标题,这笔稿费他始终分文不动。
也曾有人重金邀约他写文章,他直接回绝:“我陈独秀的烂骨头,还卖不起这个价。”
一个穷到日常开支都要精打细算的老人,守着这笔巨款分毫不动。这就是他一辈子的性子:清贫可以忍受,原则和学术底线绝不让步。
晚岁省思:陈独秀的归处与回望
江津常年多雨,石墙院的屋檐整日滴答作响。陈独秀手中的笔依旧没有停下,只是文字里的锋芒,早已和当年那个振臂呐喊、文章如鞭炮一般震撼世人的青年不一样了。
1940到1942年,在病痛与清贫之中,他写下《我的根本意见》《给西流的信》等文稿,后来这些文字被整理汇编,取名《陈独秀的最后见解》。
在这些文字里,他重新审视苏联的发展模式,静下心来追问民主的真正含义。
他提出,民主不能被某一个阶级独占,权力一旦缺少约束,再好的制度也容易走偏;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核心差别不在于本质,而在于覆盖人群的范围。
他还提出,所谓“无产阶级独裁”,很容易演变成政党的独裁,最后滑向个人的独裁。这些看法带着他坎坷的经历与托派思想的烙印,长久以来争议不断。
人指责别人的过失容易,敢于重新审视自己信奉半生的主张,却格外艰难。
晚年的陈独秀最动人之处,不在于给出了无可辩驳的答案,而是敢于向自己曾经坚信的道理抛出疑问。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发出了自己“忘了看看脚下”的感慨。
生命最后的这段时光,他一边深耕文字学,一边不断调整自己的想法,琢磨民主如何落到普通人的日常里。
年轻时候的陈独秀,目光望向宏大的时代,要冲破旧礼教、请来德先生与赛先生,在厚重的传统里撕开一道光亮。
待到蛰居江津,他的生活被柴米药费、书稿和老友书信填满。他慢慢明白,制度不是空洞口号,最终要落到百姓的税负、逃难人的温饱这些实实在在的小事上。
他没有推翻早年全部理想,只是思考的重心,从“理想应当是什么样子”,慢慢转向“现实当中该如何落地”。
1942年5月,陈独秀胃病急性发作,继而引发脑充血,在5月27日晚间离世。他走的时候家境窘迫,棺木依靠友人凑钱置办,墓地也是当地乡绅让出的土地。
1947年,三子陈松年趁着机会,把父亲灵柩运回安庆,和原配高晓岚合葬。当时内战烽烟四起,没有任何公开的悼念仪式,一代风云人物就这样安静归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