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年龄结构都像一座标准金字塔:底部宽,顶部窄,年轻人远多于老年人。那时,两国都拥有源源不断的新生人口,劳动力扩张似乎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趋势。
到了2050年前后,两座“金字塔”将呈现不同形态。中国人口结构的底部明显收窄,整体更接近漏斗;印度虽然也在老龄化,但育龄女性和年轻人口规模依然较大。
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因此在2023年发生易位,印度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梁建章长期研究人口与创新问题。
2012年,他曾联合多位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呼吁调整生育政策。2023年出版的《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继续讨论低生育率与长期经济增长、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研究框架下,他曾警告,如果低生育趋势长期延续,又没有及早进行政策干预,几十年后中印人口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印度人口长期看甚至可能达到中国的三倍。
但需要讲清楚的是,“三倍”是一种带有前提条件的长期警示,并不是联合国对40年后人口规模作出的确定结论。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给出的中方案显示,2024年印度人口约为14.44亿,中国约为14.19亿。
到2054年,印度人口预计约为16.91亿,中国约为12.15亿,两者相差约4.76亿,远未达到三倍。印度人口预计在2062年前后达到约17.01亿的峰值,2100年约为15.09亿;中国2100年人口中方案预测约为6.33亿。
按照这一路径,接近三倍的差距更可能出现在本世纪末,而不是简单地出现在40年后。人口预测也不是命运判决。
生育水平、寿命、移民、公共政策和经济环境只要发生变化,几十年后的结果就会随之改变。梁建章的警告真正值得关注的部分,不是精确到某一年的倍数,而是人口结构转向之后强大的惯性。
中国人口已经进入总量下降阶段。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末全国人口为14.0489亿,比上年减少339万;全年出生人口792万,死亡人口1131万,自然增长率为负2.41‰。
年龄结构的变化更加关键。2025年,中国16至59岁人口为8.5136亿,占总人口的60.6%;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2338亿,占23%;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2365亿,占15.9%。
劳动年龄人口依然庞大,但老年人口增加的方向已经非常清晰。过去几十年,中国庞大的劳动人口支撑了制造业发展。
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在工厂、建筑工地和服务行业工作,推动中国形成完整产业链,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市场也逐渐适应了由中国生产大量工业品、由中国消费者购买汽车和消费品的格局。
人口结构变化并不意味着“世界工厂”突然失去竞争力。中国仍有超过8.5亿16至59岁人口,2025年全国就业人员达到7.2504亿,制造业增加值继续保持世界首位。
教育水平、工程师规模、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也不能被人口数量简单替代。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与老年人口持续增加同时发生。
年轻劳动者需要支撑更大的养老和医疗需求,企业则要在招工、自动化和人力成本之间重新平衡。对农村和人口流出地区而言,这种压力可能更为直接。
中国已经开始调整政策。从2025年起,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正式实施,用15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法定退休年龄延迟至63岁,将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分别延迟至55岁和58岁。
这既是对寿命延长的适应,也是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一项安排。生育支持也从倡导逐渐转向制度投入。
全国育儿补贴制度从2025年1月1日起实施,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普惠托育、个税扣除、住房和教育支持也在继续推进。
这些政策能够减轻部分家庭负担,却很难单独扭转生育趋势。是否生育不仅取决于一笔补贴,还取决于住房、就业稳定性、照护时间、教育成本以及女性在家庭和职场中的发展空间。
人口政策如果只关注出生数量,而没有改善年轻人的生活预期,政策效果就会受到限制。印度面对的则是另一类问题。
印度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2.0,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2026年公布的第六轮全国家庭健康调查仍显示,印度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0。
印度人口继续增长,并不是因为每个家庭仍在大量生育,而是因为年轻人口基数较大,处于育龄阶段的女性人数较多。即使平均每名女性生育的孩子减少,出生人口在一段时期内仍会保持较大规模,这就是人口增长的惯性。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印两国都低于或接近更替水平,却走在不同方向上。中国的低生育率出现得更早,育龄女性数量正在减少;印度进入低生育阶段较晚,年轻年龄层仍然庞大。
因此,中国人口已经下降,印度人口还会增长数十年。印度拥有令人羡慕的劳动力窗口,但年轻人多不等于人口红利会自动兑现。
人口只有接受教育、掌握技能并进入生产率较高的岗位,才能从统计表上的年龄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印度2025年的数据显示,15岁及以上人口劳动参与率为59.3%,其中男性为79.1%,女性为40%。
15至29岁青年失业率为9.9%,城市青年失业率更高。全国只有约5%的15至29岁人口接受过或正在接受正规职业技术培训,约四分之一的15至29岁人口没有就业,也没有接受教育或培训。
就业结构同样说明问题。2025年,农业仍吸纳印度约43%的就业人口,制造业就业占比约12.1%。
这意味着印度虽然拥有庞大的劳动人口,但要复制中国依靠制造业和城市化大规模吸纳劳动力的路径,仍需要基础设施、产业链、教育和公共服务共同跟上。女性能否充分参与经济活动,更是印度人口红利能否兑现的关键。
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近年来有所提高,但仍明显低于男性。家庭照护、早婚、教育差距和就业机会不足,都会让一部分女性无法进入劳动市场。
如果女性能够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自主决定婚育时间,并获得稳定就业,结果不只是生育率趋于稳定。家庭收入、儿童健康、人力资本和劳动供给都会改善。
没有女性的充分参与,再庞大的年轻人口也难以形成高质量增长。印度已经启动2027年人口普查准备工作,部分人口登记和住房普查工作在2026年推进。
这次普查将为判断印度人口总量、年龄结构、城市化和就业分布提供更完整的基础数据。在普查结果正式形成前,对印度人口规模的讨论仍主要依赖估算和抽样调查,不宜把远期预测当成确定事实。
中印两国的共同挑战是老龄化。联合国预计,2023年至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将接近翻番,印度则会增加一倍以上。
区别在于,中国老龄化速度更快,印度拥有更长的人口窗口,但印度的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覆盖也面临扩容任务。两国的选择因此并非简单的输赢关系。
中国需要把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通过教育、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弥补劳动人口减少。印度则需要把庞大的年轻人口转化为受过教育、有技能、有岗位的劳动者,否则人口优势也可能变成就业和公共服务压力。
人口从来不只是“有多少人”。年轻人能否找到工作,女性能否参与经济活动,老年人能否获得稳定保障,企业能否用技术提高效率,这些问题比人口排行榜更重要。
三倍这个数字之所以刺眼,是因为它把缓慢的人口变化变成了直观对比。但真正的风险并不是印度人多,而是低生育率持续多年后,中国年轻人口、育龄人口和劳动人口同时收缩。
生育政策见效需要一代人的时间,人力投资同样无法速成。今天增加托育服务,要多年后才能改善家庭的生育选择;今天提高教育和技能水平,也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形成更强的创新能力。
因此,人口竞争的核心不是争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名号,而是谁能更早改善家庭预期,降低养育成本,提升教育质量,让女性拥有更充分的发展机会,并把每一个人的潜力转化为生产力。
人口结构一旦转向,短期刺激很难立即改变轨迹,真正有效的干预必须比问题全面显现更早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