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绮梦飞烟。本文为历史案件纪实复盘,事件发生于对应案发年份,仅作以案普法、警示参考,还原案件始末,深挖腐败背后教训,以案普法,警钟长鸣。
南安地处闽南,民营经济活跃,企业数量多,土地开发、城市建设、产业项目的体量一直很大。在这样经济活跃度高的县级市,市委书记手握项目落地、用地审批、城市规划、干部任用的关键权限,面对的商人围猎风险,远比一般县域更高。泉州南安市委原书记黄南康一案,是2017年宣判的典型县域主官腐败案件。经法院审理查明,黄南康利用担任南安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合计1232万元,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这起案件扎根闽南民营经济环境,贪腐线索大多隐藏在企业发展、项目落地的商务往来之中,非常有地域代表性,对于民营经济发达地区如何管住“一把手”权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有着很强的现实警示意义。
很多地方的官员腐败,大多集中在政府工程、基建项目上。黄南康案的特点,在于行贿主体里大量是本地民营企业主。闽南一带民营经济起步早,很多本土企业想要扩产、拿地、调整规划、解决审批卡点,习惯找地方主官沟通协调。部分商人没有走正规的政务渠道,而是把人情、利益输送当成打通关卡的捷径。他们看中的不是黄南康个人,而是市委书记岗位背后的协调能力。只要书记愿意出面打招呼,规划、国土、住建等部门的推进节奏就可能发生变化。这种依托政商交往形成的利益输送,裹着服务企业、发展地方经济的外衣,隐蔽性很强,也更容易让干部慢慢放松警惕。
黄南康在主政南安期间,统筹当地城市建设、园区开发、土地供应、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不少本土企业家、项目经营者主动靠拢,借着拜访汇报、节日往来、项目答谢等名义输送财物。利益往来不是一次性大额交易,而是长期、分批进行,时间跨度较长。行贿人的诉求各不相同:有的企业要新增工业用地,希望加快用地报批流程;有的房地产项目想要调整规划指标、优化方案;有的工程企业希望拿到市政配套项目,或是在项目验收、款项拨付上获得关照;还有人希望在人事安排上得到便利。黄南康一次次接受请托,利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力为对方提供帮助,慢慢累积受贿金额达到1232万元。
这里要厘清一个很现实的矛盾:地方主官本来就有服务企业、推动项目落地的责任。企业遇到审批堵点,书记组织相关部门协调推进会,打通项目卡点,这是正常履职。二者的分界线就在于是否存在利益交换。正常的助企服务,规则统一、标准公开,惠及所有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权钱交易,则是定向为送钱的企业突破规则、优先倾斜资源。很多落马干部就是在这里混淆了边界,误以为自己是在扶持地方企业,是为了地方经济发展,收下好处不算大问题,一步步滑向违法犯罪。
梳理公开案情,黄南康的受贿请托,主要集中在四大板块。第一是土地与规划事项。土地是南安这类经济强县最核心的资源,工业用地出让、商住用地规划调整、容积率变更,直接关系企业巨大收益。个别企业为了降低拿地成本、提升项目收益,向黄南康输送好处,请托其协调相关部门调整方案、加快审批。第二是工程项目承揽与资金拨付。城市更新、道路管网、园区配套等市政项目,竞争激烈,不少本地工程经营者希望获得倾斜,请求领导在项目评审、工程款结算上予以关照。第三是企业经营诉求协调。部分民营企业在环保检查、用地核查、纠纷处置等事项上遇到麻烦,不按法定渠道申诉,而是托请黄南康出面协调,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四是干部人事方面的请托,有人希望通过送礼,获得岗位调整、提拔的机会。
案件线索启动核查之后,纪检监察机关组建专案组开展调查。闽南地区熟人社会特征明显,商人和干部之间交往多年,很多往来披着人情外衣,取证难度不小。办案人员没有局限于单一转账记录,而是围绕项目档案、土地审批卷宗、会议纪要、银行流水、证人证言同步核查,逐一核对每一次请托事项和财物往来的对应关系,剥离“扶持企业”的伪装,锁定权钱交易事实。查清全部涉案事实后,该案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黄南康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巨大,综合考量其归案后的认罪悔罪态度、退赃情况、犯罪情节、对当地政治生态和营商环境造成的影响,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涉案赃款予以追缴。
从普法角度来说,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领导只是帮忙协调,没有直接签字拍板,就不构成犯罪。按照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同样以受贿论处。对于市委书记来说,他的影响力本身就是权力的延伸,部门干部会尊重、落实他提出的协调意见,这种影响力带来的便利,同样在法律约束范围之内。这也是县域一把手腐败很关键的一个认定要点。
放在闽南民营经济发达的环境下,这起案件暴露出的治理短板,很有参考价值。第一,政商交往边界模糊。本地企业家和地方干部长期同处一个圈子,交往频繁,人情往来容易和利益输送交织。很多人分不清什么是正常沟通,什么是违规请托。第二,土地规划调整的自由裁量空间偏大。规划修改、用地指标调剂这类事项,如果缺少刚性约束和集体审议,很容易成为权力寻租的出口。第三,对“一把手”的监督容易虚化。县委书记掌握全局,同级班子成员碍于情面不愿监督,部门监督不敢较真,等到问题暴露,涉案金额已经积累到很高水平。第四,企业办事路径依赖。部分民营企业家形成思维惯性,遇到事情先找领导打招呼,而不是走法定流程,助长了权力寻租的空间。
基于黄南康案暴露的问题,我们整理几条适配民营经济活跃县域、可落地的治理举措,聚焦政商关系、土地规划、一把手监督。
第一,建立政商交往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清晰划出红线。明确干部可以参加企业政策宣讲会、项目协调会,收集企业诉求;严禁接受企业老板大额礼品礼金、宴请安排、私人旅游,不得为特定企业违规承诺用地指标、规划条件。对外公开清单,干部和企业都清楚交往边界,减少模糊地带。
第二,土地、规划调整事项严格落实集体审议制度。凡是涉及用地性质变更、容积率调整、规划方案重大修改,必须提交规委会、党委常委会集体研究,书面留存每一名参会人员意见,禁止由主要领导单独协调敲定。规划调整理由、评估材料同步存档备查,必要时引入第三方机构独立评估。
第三,推进涉企审批事项标准化、阳光化。用地报批、项目审核、验收核查,统一公示办理条件、时限、材料清单。同类企业同等事项同一标准,减少“一事一议”的弹性空间。企业诉求统一归集到政务服务平台流转,留下线上办理记录,减少私下单独请托沟通的机会。
第四,强化对县委书记这类党政主官的全链条监督。落实“一把手”权力清单,厘清哪些事项不能个人决定。纪检监察机关常态化开展谈心谈话、廉政家访;巡察重点紧盯土地出让、规划审批、大额项目板块,不光查资金,还要核查决策程序。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核查亲属经商、投资情况,防范利益捆绑。
第五,完善行贿联合惩戒机制,双向约束政商双方。不只惩处受贿干部,对主动输送大额财物、多次行贿换取土地、项目便利的企业及负责人,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其参与政府项目、享受各类产业扶持政策,破除“靠送礼办事”的错误风气。引导企业家依靠合规经营、公平竞争发展。
第六,畅通企业规范维权渠道。设立企业诉求直达通道,企业遇到审批梗阻、执法争议,可以通过正规渠道提交诉求,由职能部门按程序核查反馈,不需要找领导私下打招呼。定期开展企业走访,主动收集营商环境问题,把企业诉求纳入制度化解决轨道。
第七,分层分类开展警示教育,面向干部和企业家同步普法。对干部重点强调影响力受贿的法律后果;面向民营企业主普法,讲清行贿同样要承担刑事责任,破除“送礼是行业惯例”的错误认知,共同推动构建亲而有度、清而有为的政商关系。
我们也要客观看待闽南县域发展的现实情况。民营经济是地方发展的主力军,地方主官确实需要经常对接企业,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稳住产业和就业。但服务企业,底线是公平公正。亲清政商关系,亲近是正常服务,清白是守住法律底线。干部可以帮企业解决合理合法的困难,但不能用手中权力给个别企业开小灶,更不能借此收取好处。容错纠错机制保护的是改革创新中的无心失误,绝不包容借着服务企业之名搞权钱交易。
黄南康曾经主政南安,这座城市民营经济兴旺,发展潜力充足,组织寄予厚望,当地企业和群众期待他能够带领地方稳步发展。可惜他在商人的持续围猎下失守底线,把协调项目、规划审批的权力当成换取钱财的筹码,收下千万贿赂,最终获刑九年,公职身份被开除,非法所得全部追缴。一场漫长的仕途,因为贪欲付诸东流。
近些年来,各地持续紧盯经济发达县市“一把手”腐败问题,这类地区项目密集、资金量大、政商互动频繁,是反腐监督的重点区域。查处黄南康这样的案件,不只是惩治一个干部,更是向市场释放明确信号:市场竞争靠实力,项目审批靠规则,不存在花钱买便利的空间。
权力来自人民,服务发展的权力,不能沦为少数人和商人利益交换的工具。越是经济活跃、企业众多的地方,越要扎紧制度笼子,把土地、规划、项目这些高风险权力晒在阳光下。只有政商交往守好边界,权力运行遵守规则,营商环境才能持续向好,地方经济才能健康长远发展。任何试图利用主官职权收受好处的人,无论伪装成项目答谢还是人情往来,最终都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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