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腐败更可怕的，是全社会对“体制”的盲目崇拜！

句句戳心！

比腐败更可怕的，居然是全社会对“体制”的盲目崇拜？

这话听着扎心，可细想一下，权力被捧得越高，越容易出事。

那权力要是落到下面人的手里，又没人管得住，会出什么乱子？

翻开晚清这一页，答案就摆在那儿。

清朝的财权、军权、人事权，是怎么一步步从中央手里溜走的？

中央想拿回来，为什么又拿不回来？

故事得从头讲。

晚清时期，清王朝同时面对内部与外部的巨大压力，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使原本处于低度均衡状态的传统财政和税收模式难以为继。

为解决极端困难的财政状况，清政府被迫将财权由中央下移到各省督抚手中。

这场财税改革意义重大，使清朝由过去以田赋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传统帝国，逐步向依靠贸易和金融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近代国家转型。

改革虽然出于被迫和无奈，但其后果和影响却是客观而深远的。

好的一面是，财政状况大大改善，清朝得以平定各种内乱，开启了包括洋务运动在内的许多近代化事业，甚至造就了1885年至1894年的黄金十年。

坏的一面是，财权下移在无形中消解了中央集权的统一性。

要弄清这个问题，得从晚清汉人官僚的崛起说起。

清朝前中期，满人在统治集团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几乎所有总督和超过半数的巡抚都由满人担任，他们帮助中央牢牢掌控各省的军政大权。

到嘉庆、道光两朝，情况已有明显变化，汉人精英占据了过半数的总督职位。

1850年的十名总督中有六名是汉人，十五名巡抚中只有一名是满人，其余全部为汉人。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汉人已完全取代满人。

每逢国家遇到紧急情况，皇帝总是委任满人担任钦差大臣，前往地方监督军事行动，而督抚必须服从钦差大臣的指令，在军事行动中往往处于次要的辅助地位。

镇压太平天国的最初两年，清廷依靠的主要是自己的正规军，即八旗和绿营。

但由于长期缺乏训练、组织涣散、军官腐败、装备落后，八旗和绿营的战斗力根本无法阻止太平军的迅速蔓延。

1852年12月，太平军进逼湖北武昌，即将沿长江而下，攻占富庶的长江下游城市。

形势万分危急，清廷不得不允许在籍官员就地招募成年男性组建团练，以保卫疆土、阻击太平军。

1853年初，咸丰皇帝任命了分布于十个省份的43名团练大臣，来自湖南的曾国藩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1854年7月，曾国藩率领一支部队夺回武昌，初步向朝廷展示了自己的军事能力。

此后几年，他在长江中下游各地作战表现出色，成为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总管江南军务。

1861年末，他又被授权统管四省的文武官员。

在他的举荐下，一大批湖南籍下属被任命为各省督抚，湘系势力由此崛起。

这些从团练中成长起来的督抚，牢牢控制了团练部队。

地方军队与正规军的最主要区别，在于以私人纽带把不同层级的官兵连接在一起。

每一层级的指挥官负责招募下一级军官，直至十人一队的头领，而头领再负责从家乡招募士兵。

因此，上级清楚士兵的家在哪里、父母是谁，甚至了解其性格和能力。

这种组织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绿营中普遍存在的临阵脱逃和违法乱纪现象，但也使团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督抚的私人武装。

此外，这些地方军队的军费并非来自中央拨款，而是高度依赖督抚就地筹集，这进一步强化了官兵对地方督抚的依赖和忠诚，反过来削弱了中央的权威和对地方军队的掌控能力。

这一时期，各省督抚不仅逐步控制了地方财权和军权，还将亲信安插到本省重要职位上，进而控制了地方人事权。

前中期总督每年只能推荐三名候选人，巡抚两名。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这一限制很快被突破，从巡抚到布政使、按察使，乃至更低层级的官员，他都能举荐。

只要督抚认为合适，就会巧立名目，以负责办理团练后勤或战后重建等为借口，在正规体制之外设立各种局或所。

这些编外机构容纳了大量督抚亲信，而且只向督抚负责，大大强化了他们对地方人事权的掌控。

总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地方督抚逐渐掌握了原属中央的财权、军权和人事权，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力日益膨胀。

这些汉人督抚开始结成官僚集团，与满洲贵族分庭抗礼，满汉矛盾再次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清廷并非毫无反应。

1854年曾国藩夺回武昌，咸丰皇帝既高兴又焦虑，因为有人提醒他，曾国藩不过是一名在籍侍郎，却能在乡里一呼而起，追随者逾万，恐非国家之福。

咸丰因此取消了委任曾国藩为湖北巡抚的决定，此后始终对他心存戒备。

1864年7月，曾国荃率领湘军攻破南京。

为防止曾氏兄弟居功自傲，清政府以调查湘军劫掠财宝、追查太平天国幼主下落为由施加压力。

曾国藩只得让步，许诺解散湘军，并让曾国荃返回原籍。

他觉得无论付出多少努力，都始终换不来统治者的信任，因此心寒至极。

那清政府有没有可能重新集权？

事实上，不仅认真思考过，还付诸了行动，却没能成功。

第一步是解散湘军，鼎盛时期约有20万人的湘军大部分被裁撤，最后只留下约1万人。

但解散湘军容易，防务却总需要有人承担，另一面则是淮军的壮大。

李鸿章因指挥淮军保住上海，后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期长达25年之久。

淮军在1875年发展到95个营，19世纪末增至146个营。

李鸿章可以任意举荐亲信，这些人依靠家族亲属关系和同乡庇护，编织成巨大的利益集团，一直主宰着清朝的军队。

最大的失败，是无法控制地方财政。

以厘金为例，这是一项收入很高的税种，但存在严重瞒报，中央根本不知道各地到底收了多少税。

据历史学家计算，各省上报的厘金收入可能仅占实际收入的30%左右，大头都被截留在地方。

督抚们有钱在体制外成立众多非正式机构，这些编外人员反过来又为督抚开拓出更多收入渠道，以避开中央监管。

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使各省财政越来越脱离中央掌控，十八个行省甚至被许多人戏称为“十八国”。

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央从未失去对督抚本人任免升迁的控制权，朝廷也始终握有对已上报财政收入进行再分配的最终决定权。

更关键的是，众多督抚中没有任何一人公开对抗中央或起兵造反。

这种新关系，被称作“地方化集权主义”。

为什么能达成这种微妙的平衡？

儒家讲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应是互惠关系。

但太平天国之前，汉人官僚对清廷的忠诚往往是无条件的，因为清朝继承了游牧政权的世袭父权制传统，视君臣为主仆，强调奴仆对主人的绝对顺从。

太平天国期间，汉人精英的权力和地位迅速提高，这种单向效忠逐渐回归双向互惠。

中央将部分权力下移，是一种条件；督抚以维护清王朝统治作为回报，是一种忠诚。

清朝能从这场巨大动乱中幸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种互惠的君臣关系。

但这种平衡非常脆弱。

清王朝的合法性完全依赖地方政治精英的认同。

如果朝廷对他们表现出不信任，或试图夺走他们手中的权力，忠诚的条件就将不复存在。

集权的基础最终将被地方化抽空，在体制外革命党人和体制内汉人精英的双重压力下变得不堪一击。

说完这段老黄历，再回头看今天，味道就不一样了。

权力这东西，谁攥在手里，谁就容易觉得是自己的。

晚清督抚有了钱、有了兵、有了人，慢慢就不把中央放在眼里。

放到今天，权力要是再被神化，麻烦只会更大。

如今反腐一直在深化，制度在完善，监督在加码，贪官也一个个被查。

可腐败还是层出不穷，这是为啥？

根子藏得更深：全社会对“体制”的盲目崇拜。

看看每年的公务员考试，热门岗位报考比例能到千比一。

名校生、外企高管、创业者，都愿意放下高薪去“上岸”。

相亲市场上，体制内身份是硬通货，不少父母挑女婿，头一条就是必须体制内。

问为啥，答案很直白：以后办事方便。

同学聚会更能说明问题。

企业老总谈业绩，学者谈成果，没几个人搭理。

机关科员一来，大家全围上去，打听消息，求帮忙。

这哪是看重稳定，分明是看重身份背后的门路，权力已经被当成了一种特权资本。

这股劲儿是怎么来的？

官本位思想传了几千年，学而优则仕早就刻进了骨子里。

再加上经济不景气，失业成了常事，铁饭碗自然金贵。

更要命的是，体制内的身份有机会把权力变现，审批、协调、办证，处处都能给亲朋好友行个方便。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说过，社会资本就是关系网里的资源，体制内身份连着的那张权力网，恰恰是最有诱惑力的一种。

腐败是个行为，崇拜才是土壤。

大家都觉得体制内的人就该有特权，进了体制的人也会这么想，有权就有特权，腐败也就成了理所当然。

接下来就是个死循环：社会崇拜权力，人人抢着争，争得越凶越不择手段，腐败越多，权力越值钱，崇拜也越深。

到最后，官官相护、抱团谋利、丢了底线，全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这早就不是几个坏人的事了。

怎么破？

得让公权力回到公益的本分，让体制内的人真正做回人民公仆，别再把这个身份捧成塔尖。

权力别太集中，要有制衡，政务要公开透明。

廉政教育要长期做，社会监督要人人参与。

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腐败就没处藏。

回头看晚清，君臣之间靠的是有条件的忠诚，信任一没，平衡就碎。

今天也是这个理：腐败是果，崇拜是因。

只有把对体制身份的神化打破，真正换一种眼光看权力，反腐才有赢的那天。

比腐败更可怕的，确实是全社会对“体制”的盲目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