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11 月 7 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将台湾地区问题与日本所谓的国家存亡危机联系起来。这番话打破了中日关系原本就不算稳固的政治平衡,也让日本对华政策再次成为地区关注焦点。争议发生后,中方多次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日方收回错误言论,但日本政府始终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纠错行动。
这场风波有两条线索必须同时看。一条是中方要求的 "正式撤回" 到底意味着什么;另一条是,说这番话的人究竟是谁、她为什么敢这么说。第二条线索,恰恰要从日本战后宪法的第九条讲起。
一、她是谁:一个非典型的日本首相
高市早苗是日本首位女性首相,也是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内立场鲜明的保守派政治人物。她喜欢重金属音乐,大学时代在乐队担任鼓手,也以直率、强硬和个人化的政治风格吸引选民。
她的政治生涯并非突然崛起。她自 1993 年起担任国会议员,在自民党内部经营数十年。她把英国前首相撒切尔视为榜样,希望塑造一位能够带领日本重新强大的 "铁娘子" 形象。她与前首相安倍晋三关系密切,被视为安倍路线的继承者:扩大防务能力、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并推动修改战后宪法。
一个容易被误读的地方是,她作为日本打破男性政治垄断的象征,并不代表自由派性别政治。她反对同性婚姻、夫妻保留不同姓氏以及女性继承皇位等改革。这种 "社会议题保守、安全议题强硬" 的组合,正是理解她政治行为的关键。
她对中国态度强硬,经常参拜靖国神社,并对日本战争历史持修正主义色彩较浓的观点,因此在中国和韩国引发警惕。这不是次要的标签,而是她政治资本的组成部分 —— 正因为如此,她在涉台问题上的表态不会是失言,而是有政治算计的表达。
二、第九条到底限制了什么
日本宪法的核心争议在 1947 年开始实施的第九条。它规定日本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权利,不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并禁止维持具有战争潜力的陆海空军。
这里有一个现实的悖论:日本现实中拥有规模庞大、装备先进的自卫队,但法律和政治叙事一直强调它只用于自卫。按照最严格解释,日本只有在本国首先遭到攻击时才能使用军事力量 —— 这也是 "自卫队" 这个名称的由来。
安倍政府在 2015 年通过安保法,扩大了 "集体自卫权" 的解释,使日本在盟友受到攻击、并且本国生存受到威胁时可以提供军事协助。这一变化的意义在于:它没有改宪法一个字,却实质性地扩大了军事行动空间。
高市认为,这种不断绕开宪法的解释方式既不诚实,也让日本面对现实安全威胁时束手束脚,因此主张正式修改宪法。支持者希望至少在宪法中明确承认自卫队的地位;更强硬的修宪派则希望让日本成为能够在海外正常使用武力的传统军事国家。
这就把一个法律文本问题,变成了国家定位问题。
三、为什么修宪在此时升温
高市及自民党保守派认为,日本所处的安全环境已经与 1947 年完全不同。朝鲜拥有核武器和导弹,中国军力增长,俄罗斯也在日本周边保持军事存在。
台湾问题在这里被摆上了桌面。台海一旦发生冲突,日本西南诸岛、驻日美军基地及海上贸易线都可能受到影响。高市曾暗示,在危及日本安全的台海局势中,日本可能军事介入 —— 这直接导致与北京关系恶化。需要说清楚的是,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把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预先定义为日本可以军事介入的理由,都是对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破坏。
外部变量同样在起作用。日本长期依赖美国提供安全和核保护,但 "美国优先" 式外交让盟友担心美国承诺是否可靠;与此同时,美国又希望日本承担更多军事责任。日本既担心被美国抛弃,也担心被美国拖入自己不愿参加的战争。
伊朗战争把这个矛盾具体化了:美方要求日本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自卫队,高市以宪法第九条的限制为由拒绝。对高市而言,这件事证明宪法阻碍日本保护能源运输线和履行同盟责任;对反对者而言,它恰恰证明第九条能够阻止日本卷入美国发动的战争。同一件事,被读出了相反的含义。
四、日本社会为什么没有共识
修宪并没有获得全民支持,日本社会对是否修改、修改到什么程度存在明显分裂。
一些民调显示,承认自卫队法律地位等有限修改可以获得相对多数支持,但废除和平主义原则或大幅扩大海外用兵权仍高度争议。第九条不仅是法律条文,也是日本战败后国家身份的一部分。许多人认为,它让日本避免重蹈军国主义覆辙,并在八十年间远离大规模战争。
反战运动也不再只有经历过战争的老年人。伊朗战争和美国的盟友政策促使更多年轻人参加示威,担心自己被送上战场。抗议者认为,政府利用外部威胁制造恐惧,把自卫队变成传统军队,同时把本应用于医疗、教育和生活成本的资金转向武器。
修宪派则给出相反论证:不承认现实军力、只靠宪法解释维持运作才是危险的,清晰规则反而有利于民主监督和国家防卫。
如果日本首次修改战后宪法,影响会远远超出国内法律技术问题。它会被视为日本正式结束战后和平主义、成为更 "正常" 的军事大国。美国可能欢迎日本承担更多地区防务责任,但也必须面对一个更自主、未必事事服从华盛顿的盟友;中国会把日本扩军与台海问题联系起来,并利用日本侵略历史反对其军事角色扩大;韩国同样可能因殖民历史和领土争端保持警惕。防务能力增强可能提升威慑力,也可能加快地区军备竞赛 —— 这正是支持者与反对者对同一政策得出相反判断的原因。
五、中方为什么只认 "撤回" 这两个字
回到 2025 年 11 月的那句涉台言论。最值得关注的不是日本首相后来有没有继续谈论同一话题,而是日本政府有没有改变此前释放的政策信号。外交关系讲究连续性,首相在国会发表的言论,不会因为换一种说法就失去影响。
2025 年 11 月 13 日,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奉示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就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行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日方有关表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损害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到了 11 月 27 日,事情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日本在野党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后来不再提及此前的具体事例,是否可以理解为撤回了原来的答辩。中方明确表示,不再提及和撤回错误言论完全是两回事,性质不同。
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因为政府首脑在国会作出的公开表态,可能影响其他国家对其安全政策的判断,也可能被本国政治力量当作今后制定政策的依据。如果只要停止重复就能算作纠错,那么任何国家都可以先释放危险信号,再通过沉默规避责任。
撤回则需要更明确的行动:日本政府必须正面说明此前的错误在哪里,是否还坚持相关判断,今后是否会继续以此作为安全政策依据。只有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外界才能知道日本究竟改变了什么。
日本之所以迟迟没有跨出这一步,也与国内政治环境相关。她的涉台表态牵涉日本国内的安全政策讨论,一旦正式撤回,就需要面对国内支持其强硬路线的政治力量,也可能引发关于防卫政策和对美安全合作的进一步争论。这正是 "国内政治需要" 与 "对华关系" 之间的冲突。
而日本并非没有历史文件可以遵循。1972 年《中日联合声明》明确规定,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立场。此后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进一步构成两国关系的重要政治文件。
2025 年 11 月 27 日,高市早苗在党首辩论中又涉及所谓《旧金山和约》与台湾地位问题。中方进一步强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文件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1972 年《中日联合声明》也已明确了日本应当遵循的立场。中方反对日方借片面引用历史文件制造所谓 "台湾地位未定论"。
六、一年的僵局与议员访华
2026 年 2 月 10 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再次回应日方有关对话的表态,明确指出真正的对话应当建立在尊重对方、恪守共识的基础上。如果日方真心希望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就应撤回错误言论,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日方作出的政治承诺。这说明中方没有关闭沟通渠道,问题在于日本不能一边强调希望恢复沟通,一边又不愿处理造成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
2026 年 8 月 24 日,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出现: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前往北京,希望推动两国关系恢复正常,成员包括自民党议员,也有公明党和在野党人士。有报道指出,日本部分政治人士已开始担忧,双边官方沟通渠道受阻以及经济领域受到的影响,不符合日本自身利益。
9 月 14 日,中国外交部刘彬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本跨党派友好议员代表团。9 月 15 日,外交部公布相关情况时再次强调,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这次接触传递的信息很清楚:中方愿意同日本各界保持必要交流,但交流能否转化为关系改善,取决于日本政府能否真正解决政治基础问题。友好议员可以传递意见、推动沟通,却不能代替首相作出正式撤回的决定。
经济领域的连带影响也在累积。中日长期保持密切产业联系,汽车零部件、电子设备、机械制造、化工材料以及消费品贸易都有广泛合作。两国关系恶化,增加的不是某一家企业的麻烦,而是整个地区产业合作的不确定性。日本企业需要稳定的市场预期,投资决策也需要考虑政策风险。
结语
11 月 6 日,距离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接近一周年,日本媒体再次向中国外交部询问,中方是否仍然要求日方撤回相关答辩。郭嘉昆明确指出,一年过去了,日本当局仍然没有拿出反思纠错的诚意和行动;中方要求日方尽快纠正错误言行,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并在对华认知上做到客观理性。
这个最新进展说明,这不是通过减少媒体报道就能解决的问题。国家主权问题没有所谓的过期时间,外交承诺也不能靠拖延自动失效。
接下来判断中日关系是否可能改善,看的是几个具体信号:日本政府是否正式纠正首相此前的错误表态,是否停止以台湾地区问题为借口释放军事介入信号,是否继续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以及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是否真正回到正确轨道。
日本是否可以修改自己的宪法,是日本国内的政治议题;但日本把中国的台湾地区问题纳入自身军事安全框架,就已经越过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修宪讨论可以继续,但不能成为介入中国内政的授权书。一个政府可以改变政策,但改变政策必须有明确程序和公开说明,不能通过避而不谈掩盖此前的错误 —— 这也是中方此次严正表态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