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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海南正厅杨思涛案:澄迈县委原书记受贿3.38亿,获死缓

大家好我是绮梦飞烟。本文为历史案件纪实复盘,事件发生于对应案发年份,仅作以案普法、警示参考,还原案件始末,深挖腐败背后教训,以案普法,警钟长鸣。

在国内职务犯罪案件里,杨思涛案是极具代表性的“一把手一言堂”腐败大案。他在澄迈扎根任职十七年,从副县长一路升任县委书记,之后调任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成长为正厅级干部。长期主政澄迈,手握土地、规划、项目的核心权力,他没有把发展机遇用在地方建设上,反而绕开制度约束,大肆进行权钱交易,法院查实受贿总额3.38亿余元,其中超过2.37亿元属于未遂,同时存在滥用职权行为,最终一审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23年二审维持原判并核准死缓,这起案件也给地方“一把手”权力监督敲响沉重警钟。

很多人会好奇,一笔高达数亿的贿赂,是如何在一个县域内慢慢累积起来的。澄迈紧邻海口,土地价值持续走高,房地产开发、土地流转、项目招商的利益空间巨大,大量开发商争相寻找突破口。杨思涛最突出的手段,就是私自设立“县投资委员会”,对外包装成服务客商的绿色通道,实际上,这个机构替代了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重大投资、土地处置事项,不在正常班子会上集体研究,而是由他主导的这个机构拍板,民主集中制、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被架空,同级监督基本失效 。靠着这个自己搭建的决策通道,他可以绕过集体审议,直接在土地征收、土地变性、规划报建、容积率调整、工程项目承揽、专项资金拨付等事项上为商人开绿灯,以此换取巨额好处。

梳理法院认定的事实,他的受贿模式,贴合海南当时土地开发的特点。开发商想要调整地块规划、提高容积率,或者拿到土地出让指标、拿到政府工程项目,就主动向杨思涛输送利益。其中一部分钱款,约定好事成之后交付,还没有完成交割就案发,这也就是涉案金额里2.37亿余元未遂的由来。很多人容易误解,未遂就不算严重,按照刑法规定,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即便部分款项属于未遂,依然要计入涉案总额,只是量刑时会酌情考量。除此之外,他违规指定项目、违规返还土地出让金,滥用职权行为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叠加两项罪名,后果十分严重。

从纪检通报披露的问题来看,杨思涛的腐化,是一步步脱离约束的过程。长期在同一个地方担任主官,任职时间太久,本地圈子固化,下属不敢提反对意见,监督变成走过场。他一方面对外打造重视营商环境的形象,另一方面和不法商人深度捆绑,把土地资源当成个人交换利益的筹码。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他依旧没有收手,持续进行权钱交易,属于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直到调任海垦集团一把手之后,他的违纪违法线索持续发酵,2019年4月,杨思涛官宣接受审查调查。

案件审理分为一审、二审两个阶段。2021年6月,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判处杨思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滥用职权罪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两罪合并执行死缓。宣判之后,杨思涛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23年1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依法核准死缓判决,案件尘埃落定。判决书当中写明,杨思涛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线索的立功表现,这也是法院量刑时予以考量的从轻情节,但因为涉案金额极其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不足以从轻到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最终保留死缓的判决结果 。

这个案子有一个很值得普法的关键点,就是区分既遂和未遂对量刑的影响。很多行贿人和受贿人约定,项目落地、手续办好之后再交付钱款,这种约定属于受贿未遂。但这不代表这笔钱不计入犯罪数额,只是在实际没有拿到的情况下,相比既遂部分,处罚尺度会有所区分。杨思涛案既遂金额一个亿出头,未遂超过两个亿,整体数额依旧属于特别巨大,再加上他作为县委一把手,刻意架空集体决策机制,破坏地方政治生态,损害土地管理秩序和国有资产安全,综合全部情节,法院作出死缓判决,体现了宽严相济。

复盘这起案件,它和其他贪腐案件最大的不同,在于腐败的前置环节:不是单纯收钱,而是先修改决策规则,把集体决策变成个人说了算。正常来说,重大土地出让、规划调整,必须上常委会、常务会集体研究,多个班子成员共同把关,形成制衡。杨思涛的做法,是新设议事机构,把重大事项从正常会议流程里剥离出去,制度笼子被他亲手绕开,后面的权钱交易才得以大规模发生。这种模式隐蔽性很强,披着“优化营商环境、简化审批”的外衣,不容易被及时识别。

结合本案,我们可以提炼几条可落地的监督改进思路。

第一,严格规范议事决策机制,严禁私自设立各类临时机构替代党委、政府法定议事会议。对于招商引资、土地规划类事项,必须严格落实三重一大,会议记录完整存档,任何新设议事协调机构,都要向上级报备,上级定期抽查议题清单,核查是否存在规避集体决策的情况,从制度上杜绝“一言堂”的操作空间。

第二,严格落实县委书记、县长等主官的异地交流、任期轮岗制度。杨思涛在澄迈十七年,长期在同一县域主政,很容易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圈子。对土地资源富集、房地产开发活跃的市县,要缩短主官在同一地任职上限,配套严格的离任经济责任审计,重点核查任期内土地出让、规划调整项目,离任之后线索倒查不停止。

第三,土地规划、容积率调整这类高风险事项,建立跨区域交叉复核机制。本地自然资源部门容易受地方主官干预,上级主管部门定期抽查变更规划的项目,比对土地出让合同、评估报告,核查土地出让金返还、优惠政策的合规性,堵住违规让利、国有资产流失的漏洞。

第四,完善对“未遂贿赂”的线索追查机制。很多贪腐约定远期收钱,表面没有资金流水,隐蔽性强。办案中重点核查官员和企业老板之间的口头约定、协议、聊天记录,不能只看已经转账到账的资金,防止犯罪分子用“还没给钱”作为借口规避重罚。

第五,强化同级班子成员的监督保障。很多时候班子成员明明发现决策异常,但是碍于一把手权威不敢发声。要健全保护机制,对如实记录、向上报告违规决策的干部予以保护,压实班子成员的监督责任,打破“不敢监督”的局面。

很多地方主官,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地方发展离不开灵活操作,自己主导项目是为了地方发展。杨思涛的教训清晰证明,发展经济,绝对不能突破法治底线,不能把集体决策规则当成发展的阻碍。地方一把手手里的土地、规划权力,是用来保障公共利益、惠及普通群众的,不是用来和商人交易、换取巨额私利的工具。一旦权力脱离集体制衡,地方发展红利,就会变成少数人敛财的蛋糕。

这起案件也释放了明确信号:对于长期盘踞一地、架空组织、靠土地资源大肆敛财的一把手,反腐的打击力度不会松动。哪怕存在立功、部分未遂等从轻情节,数额特别巨大、危害特别严重的,依然会依法重判。管住一把手,核心就是管住决策程序,让重大事项真正在集体监督之下运行。

互动话题:你认为在落实三重一大制度之外,还可以设置哪些硬性约束,防止地方一把手通过新设机构、变通流程架空集体决策?欢迎在评论区交流看法,感兴趣可以点个关注,持续复盘各类职务犯罪典型案例,以案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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