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本质上也是个投机分子,但他有良心,做事还讲原则,算是个偏向于好人的投机分子。
陶侃出身寒门,家世低微、不属于门阀士族,这在以重家世的晋朝来说,陶侃很难有出头之日。
陶侃出仕时是一个小小的县吏,对于一个出身寒微、起点又低的有志青年来说,投机是他的唯一选择。如果他不选择投机,而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做事,那他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
想要逆天改命,只能放下身段,选择投机。
在陶侃当县吏时,有一次鄱阳孝廉范逵路过陶侃家投宿,陶侃“仓卒无以待宾”,家里穷得拿不出像样的酒食。陶母湛氏当机立断,剪下自己的长发拿去换酒菜,又把床上铺的草荐铡碎喂范逵的马,甚至拆了屋柱当柴烧,硬是把范逵一行招待得“乐饮极欢,虽仆从亦过所望”。
范逵离开时,陶侃追送百余里。陶侃的殷勤招待让范逵印象深刻,他就向庐江太守张夔推荐了陶侃。张夔随即召陶侃为督邮、兼枞阳县令,陶侃由此摆脱了小吏身份,正式踏入仕途。
陶侃任督邮后,张夔的妻子患病,需要到数百里外去请医生。当时正值严寒大雪,张夔手下的“诸纲纪”(属吏们)都面露难色、推辞不愿去。唯独陶侃站出来说了一段极具政治智慧的话:“资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侍奉君主的道理和侍奉父亲一样,太守的妻子就如同母亲,母亲有病,做儿子的怎能不尽心?于是陶侃主动请行,众人“咸服其义”。
陶侃这件事办得很漂亮,让张夔记在了心上,之后便“察侃为孝廉”。孝廉是当时寒门子弟进入高层仕途的关键资格,陶侃正是凭借这个身份得以“至洛阳”,去拜见张华等朝廷显贵,开启了他后来更为广阔的仕途。
投机取巧、迎合贵人,这是两晋时期寒门子弟出人头地的唯一路径,之后才是靠自己的才华。
陶侃以孝廉身份来到洛阳,先后依附重臣张华、孙秀等人,但因出身寒微未获重用,只能弃官归乡。
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陶侃在庐江可能是号人物,但一到了京城,就不再是人物。京城里的孝廉们谁不是当时的英俊,陶侃低微的出身又展现出劣势,不被高官显贵们重视。陶侃想投机都找不到门路。
八王之乱期间,陶侃投奔荆州刺史刘弘,因平定张昌之乱崭露头角,受到刘弘赏识,被封为东乡侯,领江夏太守。扬州刺史陈敏叛乱后,刘弘加陶侃为鹰扬将军率军攻打陈敏。因为陶侃和陈敏是同乡,有人向刘弘进谗言,称陶侃与陈敏同乡恐有异心,陶侃闻讯后立即派儿子陶洪与侄子陶臻前往刘弘处为质,刘弘大悦,加陶侃为督护。
这就是陶侃的顶级嗅觉,一旦发现局势对自己不利,立即行动,消除危机。
荆州刺史刘弘病故后,陶侃服母丧期满,被江州刺史华轶表为扬武将军。华轶与琅邪王司马睿不和。陶侃的侄子陶臻看出华轶必败,劝陶侃脱离华轶,陶侃起初不同意,还派遣陶臻去华轶那里。但陶臻半路跑去找了司马睿,司马睿大喜,当即给陶侃加官进爵。之后,陶侃“乃与华轶告绝”。陶侃没有主动投奔司马睿,却也没有拒绝侄子替他纳的投名状,顺势站到了胜利者司马睿一边。陶侃以不动应万变,既保全了名声,又拿到了实际好处。
这也是陶侃的厉害之处,能够顺势而为,绝不优柔寡断。
之后陶侃平定了杜弢之乱,王敦上表拜陶侃为使持节、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然而,由于陶侃功高震主,王敦对他极为忌惮。王敦将他左迁(降调)为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并派自己的堂弟王廙去取代他担任荆州刺史。这个时候陶侃的部将不服,王敦一度想杀了陶侃,经人劝解才作罢,陶侃得知消息后连夜赶赴广州。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惹不起躲得起,当时王敦不可一世,陶侃去广州是明智之举。
王敦之乱爆发后(322年),朝廷诏陶侃以本官领江州刺史,后又转都督、湘州刺史。但陶侃并没有实际率军讨伐王敦,他选择了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王敦之乱被平定后,陶侃迁都督荆、雍、益、梁州诸军事,领荆州刺史,重回大本营。
晋明帝死后,陶侃因未被列入顾命大臣而心怀不满。苏峻叛乱、京城失守时,温峤推举他为盟主,他起初的回应是:“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直到温峤利用其子陶瞻被苏峻杀害一事激怒他,他才起兵。陶侃是在等一个收益最大化的时机:以“为子报仇”和“被推为盟主”的名义出手,既能雪耻,又能名正言顺地掌握平叛大权。
苏峻之乱被平定后,陶侃得以升任太尉、都督七州军事。
陶侃晚年手握重兵,位极人臣,但外戚庾亮对他极为忌惮,怀疑他有“窥窬之志”(暗中觊觎皇位)。
陶侃察觉到了这种危险,于是在病重时上表逊位,将府库、军资、器械一一封印造册,亲自移交,然后登船离开权力中心荆州。这看似是忠君,实则是最后一次投机:用主动交权换取家族安全与身后名节。他死后,陶家虽不复其权势,但未遭灭门之祸。
陶侃至死都在算计。
从一个寒门县吏,到位极人臣,再到寿终正寝,陶侃如果不投机,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他的投机是寒门子弟在门阀政治夹缝中的生存本能。虽然陶侃是个投机份子,但他的投机始终在一定限度内,他做事还讲究良心和原则,并没有成为王敦、苏峻这样的乱臣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