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绮梦飞烟。本文为历史案件纪实复盘,事件发生于对应案发年份,仅作以案普法、警示参考,还原案件始末,深挖腐败背后教训,以案普法,警钟长鸣。
在职务犯罪里,受贿分为收受型受贿和索贿两种,很多人容易把二者混为一谈,但在法律量刑上,索贿有着更重的评价。一般的受贿,大多是行贿人主动送上财物,官员予以接受;而索贿,是掌握权力的一方主动向管理服务对象索要财物,主观恶性更强。安徽滁州盛必龙案,就是一起包含索贿情节的典型腐败案件。法院审理查明,盛必龙利用担任地方主要领导的职务便利,向他人索取、非法收受财物合计960余万元,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相较于普通被动受贿,主动索贿,撕开了腐败更贪婪、更强势的一面。
盛必龙曾在滁州多地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手握土地出让、工程审批、项目推进、企业扶持等关键权限。县域发展阶段,大量基建项目、城市更新工程陆续落地,不少企业看好当地发展机会,争相参与项目建设。正常的市场环境下,企业依靠自身资质、方案、报价公平竞争,政府部门按照法定流程审核、遴选合作主体。但盛必龙在长期主政一方之后,慢慢颠倒了权力和市场的关系,不再把自己当成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反而把手中审批、协调的权力当成可以主动叫卖的筹码。
梳理案件查实的事实,这起案件分为两类利益往来:一部分是企业经营者主动上门,送上财物,希望在项目承揽、手续办理、矛盾协调上获得关照;另一部分,则是盛必龙主动开口,向相关企业负责人索要钱款或者贵重财物。这也是本案最值得警醒的地方。被动受贿尚且是底线失守,主动索贿意味着,已经不再等待商人主动围猎,而是凭借职权带来的压迫感,主动向企业伸手。
面对领导干部的索要,很多企业经营者处在两难境地。企业在当地经营,后续还有项目要落地、手续要审批,很多事项离不开主管领导的协调。如果拒绝对方的要求,很担心后续在项目推进、日常监管当中被刻意刁难,审批卡住、项目搁置,前期投入付诸东流。不少行贿人,并不是心甘情愿送出财物,而是受制于权力不对等的压力,被迫满足索贿要求。这种模式,对营商环境的破坏力远大于普通受贿。它破坏的不只是公平竞争,还会在市场主体心里形成一种恐惧:在当地做生意,要满足掌权者的要求,否则经营就难以开展。
盛必龙为这些向他输送利益的企业,提供的帮助也集中在几个常见领域。有的企业想要承接市政、土地相关工程,他向分管部门、下级单位打招呼,干预招投标环节;有的企业项目手续存在卡点,他安排相关部门特事特办,简化审核流程;还有企业在征地拆迁、邻里纠纷、监管检查当中遇到麻烦,依靠他出面协调摆平。权力成为交易的对价,规则的弹性完全由他个人意愿掌控。
为了掩盖权钱交易,双方也使用了不少伪装手段,尽量避开直接现金交易。有的以借款名义收取资金,不写借条、不约定利息,实际上并无归还打算;有的通过亲属、熟人账户进行转账,隔开盛必龙本人和资金往来的直接关联;还有的以赞助、补贴、投资回报等名义包装,试图把索贿、受贿包装成正常经济往来。这些方式,也是很多职务犯罪当中惯用的掩饰手法。
调查启动之后,办案机关围绕资金流水、项目材料、谈话笔录多条线索同步核查。一方面核实每一笔财物对应的请托事项,区分哪些属于主动索要、哪些属于被动收受;另一方面固定证据,证实盛必龙利用职务便利为行贿企业谋利的事实。在刑事认定上,索贿情节一旦查实,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这是刑法明确规定的原则。同样的涉案金额,存在索贿情节,量刑评价会更加严苛。
庭审阶段,公诉机关提交完整证据链,清晰呈现索贿、受贿的全部事实以及对应的谋利事项。法庭综合考量涉案总额、存在索贿从重情节、退赃情况、认罪悔罪态度,以及对当地政治生态、营商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依法作出判决。涉案赃款全部予以追缴,多名行贿人员也根据自身情节,依法接受处理。
复盘盛必龙的堕落轨迹,我们可以从主观心态、权力结构、市场环境、监督盲区几个层面,看清这类索贿案件滋生的底层逻辑。
第一,特权思想不断膨胀,权力观彻底扭曲。长期担任地方一把手,周围很少有不同声音,慢慢滋生出一种错觉:辖区内的企业、资源,都在自己掌控范围内。商人想要在本地赚钱,就要承自己的人情,付出回报。从一开始被动收礼,慢慢发展成主动开口索要,贪欲是一步步放大的。很多索贿案件的起点,都是从放松警惕、被动接受礼品礼金开始,底线一次次后退,最后主动伸手。
第二,权力集中带来压迫感,形成不对等关系。企业和主官之间地位不对等,企业有求于审批、协调资源,天然处于弱势。领导干部清楚这种弱势,才敢于主动提出财物要求。企业即便内心抗拒,也常常不敢拒绝。这种依附关系,就是索贿能够得逞的土壤。
第三,项目审批流程弹性空间过大,给权力干预留下口子。当重大项目的审核、协调权限高度集中在少数领导手中,职能部门的把关作用弱化。企业能不能顺利推进项目,很大程度取决于领导态度,而不是制度标准。程序弹性越大,权力寻租、权力索求的空间就越大。
第四,早期线索不容易被反馈。被索贿的企业经营者往往心存顾虑,担心举报之后遭到报复,自身经营受到冲击。很多人即便不情愿给钱,也选择隐忍,不会第一时间向上反映问题,导致索贿行为可以持续较长时间,不断累积涉案金额。等到线索爆发,危害已经持续扩散。
站在普法的角度,这起案件有两个很关键的知识点,公职人员和市场经营者都应当读懂。
第一,索贿和普通受贿,法律后果不一样。《刑法》明确规定,索贿的从重处罚。认定索贿,核心两点:一是国家工作人员主动向对方提出财物要求;二是提出要求依托自身职务权力,对方是因为忌惮职权、希望获取便利才交付财物。只要满足条件,无论有没有为对方办成事,都可以认定索贿。
第二,被索贿不等于完全免责。很多经营者存在误区,觉得是领导主动找我要钱,我是被迫的,就不算行贿。法律上要区分情况:如果是被勒索给予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但如果被索贿之后,同时拿到了项目、审批等不正当利益,依然构成行贿罪,只是在量刑时可以酌情考量情节。这个边界,是很多市场主体容易忽略的。
跳出案件本身,这起案件带给制度建设的启示,有很强的落地价值,也是近些年优化基层权力监督、营商环境建设持续发力的方向。
第一,细化一把手权力清单,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明确哪些事项必须集体研究、公开办理,哪些事项领导个人无权单独协调变通。土地出让、工程招投标等重点领域,严格落实集体决策、末位表态,减少个人单方面干预项目的机会。权力的弹性越小,主动索贿的底气就越弱。
第二,公共资源交易全程公开留痕。工程项目统一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告、报名、评标、结果全部线上公示,减少私下接触、单独沟通的场景。领导干部打招呼干预记录同步留存,一旦出现异常干预,可以快速溯源核查。
第三,建立保护企业举报人的机制,消除后顾之忧。很多企业不敢反映索贿问题,根源在于害怕事后被打击报复。畅通匿名举报渠道,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建立涉企投诉专门核查通道,对打击报复企业的行为从严查处,打消市场主体的顾虑。只有企业敢于发声,索贿这类隐蔽的问题才更容易被及时发现。
第四,常态化开展重点岗位轮岗交流。长期在同一个区域、同一个领域担任主官,容易和本地商人形成稳定的利益圈子,滋生围猎和索贿。合理轮岗,打破长期固化的人脉圈子,降低利益捆绑的风险。
第五,把索贿作为巡察、审计重点核查方向。常规核查容易关注有没有收钱,而专门针对“是否存在主动索要、变相索要财物”设置核查要点,通过谈话、走访企业,了解是否存在利用职权施压、变相要钱的情况,提早识别风险。
第六,持续开展面向企业的法治宣传。告知经营者合法维权渠道,讲清楚被索贿、行贿之间的法律边界,引导企业遇到权力勒索时,选择正规途径维权,不要用输送财物的方式换取经营便利,避免自己也陷入刑事风险。
对于普通群众而言,这起案件也提供了一个看待腐败的新角度。我们看贪腐案件,不只要看涉案金额多少,还要区分受贿的方式。主动索贿,是腐败里性质更恶劣的一种,它直接依靠权力压迫别人交钱,严重破坏公平营商环境。大家如果发现公职人员利用审批、监管职权,主动索要财物、暗示要好处,都可以通过纪检监察机关正规渠道提交线索。
盛必龙案是一记双重警钟。对于手握权力的干部而言,不要觉得收礼是小事,贪欲一旦放开,就有可能从被动接受变成主动索取,走向更严重的犯罪。权力是用来服务发展、服务群众的,不是用来向企业伸手牟利的工具。对于市场经营者来说,也要明白,花钱买便利这条路走不通,即便被索贿,也要分清自身行为的法律后果,守住经营的底线。
反腐打击的不只是被动的权钱交易,同样严厉整治利用职权主动索贿的行为。权力再大,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任何试图依靠职权施压、索取私利的行为,最终都会留下痕迹,等到核查来临,所有非法所得都会被追缴,行为人也要承担对应的牢狱代价。持续扎紧制度笼子,压缩权力寻租空间,既是保护市场主体,也是保护干部,守住一方清朗的政治和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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