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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最著名的十位文人:李珣

《花间集》里有一缕风,从波斯湾的方向吹来,到了蜀中的荷塘与荔枝林间,便慢了下来,清了下来。这缕风的名字叫李珣。他是“蜀中土生波斯”,祖先是波斯人,唐时入华,以经营香药为业,至李珣一辈已在梓州定居数代。妹妹李舜弦是前蜀主王衍的昭仪,也擅词章;李珣本人“少小苦心,屡称宾贡”,诗名在蜀中颇盛,友人尹鹗戏称他为“李波斯”,还写过一首半开玩笑的诗嘲他“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这玩笑里藏着一种真实的错位:一个波斯裔的蜀中才子,用汉文写词,写得比许多汉人词客更清、更疏、更不像“花间”。

花间词的主流是“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是灯红酒暖处的绮罗香泽。温庭筠的浓艳不必说,韦庄虽以清丽疏淡另立一境,底色仍是“未老莫还乡”的缠绵。李珣却从这铺天盖地的脂粉气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况周颐有一句极精当的断语:“五代人小词,大都奇艳如古蕃锦,惟李德润词,有以清胜者。”“清胜”二字,点中了李珣全部独特性的要害。他存词五十四首,真正让他站住的,不是那些摹写闺情的篇什,而是两类几乎越出了花间藩篱的作品:写南国风土的《南乡子》,和写隐逸情怀的《渔歌子》。

《南乡子》十七首是李珣笔下最鲜活的部分。这些词写岭南的荔枝、刺桐、骑象的少女、碧湾中缆舟醉眠的钓翁,几乎每一首都在把词从闺阁的屏风后面拉到日光与水面之间:

乘彩舫,过莲塘,棹歌惊起睡鸳鸯。游女带香偎伴笑,争窈窕,竞折团荷遮晚照。

另一首写采莲归来的少女:“兰棹举,水纹开,竞携藤笼采莲来。回塘深处遥相见,邀同宴,绿酒一卮红上面。”这里的“酒”和“红上面”不是花间词中常见的借酒浇愁或脂粉面上的酡红,而是一种水乡生活中明快的、有体温的喜悦。李冰若评其中“夹岸荔枝红蘸水”一句,说“设色明蒨,非熟于南方景物不能道”。“熟”字用得好:李珣写这些词,不是以中原文人的眼光去猎奇南方的风物,而是一个真正在岭南生活过、行走过的人,把眼前所见顺手写进了小令里。这就使他的风物词带上了一种花间词中极为罕见的“实感”——景是实的,情也是实的,不需要靠典故和藻饰来撑持。

《渔歌子》则走向另一极。前蜀亡后,李珣不仕后蜀,沿江东下,在湖湘一带过了一段“志在烟霞”的日子。这组词写的是“水为乡,蓬作舍,鱼羹稻饭常餐也。酒盈杯,书满架,名利不将心挂”,写的是“任东西,无定止,不议人间醒醉”。夏承焘有一首论词绝句专说他:“波斯估客醉巫山,一棹悠然泊水湾。唱到玄真渔父曲,数声清越出花间。”“清越”二字与况周颐的“清胜”互为注脚:李珣的隐逸词里有一种干干净净的洒脱,不怨不怒,也不故作高蹈,就是一个亡国之后不愿再入仕途的人,在水云之间找到了一个可以安放自己的位置。李冰若说他“缘题自抒胸境,洒然高逸”,正是此意。

但李珣之所以不可替代,还不仅仅在于他拓宽了花间词的题材。况周颐在“清胜”之外还说了另一句话:“清疏之笔,下开北宋人体格。”这句话的分量远比通常的“花间别调”之誉要重。北宋词的“体格”是什么?是更开阔的意境、更自然的语言、更少雕琢的抒情,是词从歌筵酒席的附属品逐渐成长为一种可以承载士大夫心胸的文学形式。李珣当然没有走到北宋那一步,但他词中那种不依赖浓艳辞藻、以清疏笔致直接呈露景物与心境的写法,在五代词坛上确实是一个孤零零的先声。一个波斯裔的词人,在花间词的鼎盛期,用最不像花间的方式写着花间集里的小令,无意间替后来的北宋词人推开了一道门缝。

而李珣身上还有另一重身份,与他的词风互为镜像。他通医理,家族世营香药,本人又曾游历岭南,熟悉海外传入的药物,最终写成《海药本草》六卷,收录药物百余种,其中来自海外的香药多达五十余种,是中国第一部专门收录外来药物的本草著作。原书虽佚,佚文散见于《证类本草》《本草纲目》之中。一个写“不议人间醒醉”的词人,同时是一部药学专著的作者,这两件事放在别人身上或许突兀,放在李珣身上却自有一种内在的连贯:他的家族以香药为业,香药从波斯、大食、岭南一路流转到蜀中,他从小见惯的是这些“外来之物”如何被辨认、被使用、被记录。他写词时那种对南方风物“熟于景物”的实感,与他在《海药本草》中对药物产地、形态、真伪的细致记述,来自同一种目光:一个不把“异域”当作奇观、而是当作日常来打量的人的目光。

在这份名单已经写过的诸人里,李璟的愁收在倚阑干的沉默中,韩熙载的清醒藏在一场夜宴的喧哗底下,徐铉把余生交付给一部字书,孙光宪在词与史之间做着务实的“事”,欧阳炯用一篇序为艳词立法。李珣和他们都不一样。他不为谁立法,也不靠荒诞或校勘来安顿自己。他只是一个从波斯人家庭里生长出来的蜀中词人,用一支汉文的笔,把南方的荔枝与莲塘、湖湘的荻花与明月、亡国之后那一份干干净净的“不议人间醒醉”,写进了《花间集》的卷帙之中。花间词的世界本来是封闭的、向内的、熏着香的;李珣却在那个世界的墙壁上开了一扇窗,窗外有风,有日光,有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