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埃及议会以三分之二多数的表决结果，授权塞西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塞西在此次表决开展的五天前，就已经对相关行动的范围作出了明确限定，相关行动的目标是保卫沙特领土，行动范围不包含对也门发动攻击，解决相关问题的首要选项是外交途径。
开罗方面在相关正式文本中设置了充分的限定内容，每一处措辞都在向埃及国内、阿拉伯世界以及德黑兰传递相同的信息，即埃及的相关军事存在是有明确边界的，相关部署是可以收回的。

在埃及议会作出相关授权之后不到二十四小时，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阿里·胡塞通过Telegram平台作出回应，他表示这等同于向也门宣战。穆罕默德·阿里·胡塞没有对埃及提出的各项限定条件进行逐条反驳，也没有就“保卫领土”与“进攻也门”之间的法律层面区别展开讨论，他没有回应开罗方面在表述层面搭建的相关限定框架，直接将埃及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的整体行为定性为参战行为。
根据相关判断，开罗方面此次面临的实际难题出现在议会授权完成之后。埃及方面将“不进攻也门”作为判定自身是否参战的分界线，胡塞方面则将“在沙特领土上提供军事支持”作为判定是否参战的分界线，这两条分界线的判定标准并不重合，而胡塞方面掌握着是否发起相关军事打击的行动决定权。
防御在法律层面的含义和防御在战场层面的含义，分别由两套不同的机制进行裁定。埃及方面在议会决议和总统公开讲话中划定了一条它认为自身能够控制的边界，胡塞方面则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划定了另一条边界，这条边界的具体位置并不是由开罗方面决定的。

要梳理埃及选择介入相关事务的原因，可以先参考两组相关数据。苏伊士运河的收入在红海航运危机持续的过程中不断萎缩，世界银行10月发布的区域报告显示，2023年11月到2026年7月的时间段内，埃及因为航运路线改道产生的运河收入损失大约为165亿美元，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在9月给出的相关净损失评估数字接近110亿美元。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最为稳定的外汇来源渠道之一，运河收入的大幅下降，直接压缩了开罗方面进行外部头寸管理的空间。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制造的航运风险，是造成运河流量萎缩的主要变量之一。埃及出兵开展“保卫沙特”的相关行动，从财政层面来看指向一个明确目标，就是降低红海南端区域的军事不确定性，为运河流量的恢复创造相关条件。
另一组数据和相关事件在时间上的关联更为紧密。埃及目前正在和沙特谈判续期一笔规模为53亿美元的央行存款，这笔存款的到期时间就在10月。目前沙特在埃及央行的存款总额大约为103亿美元，另外还有一笔50亿美元的短期存款按年度进行滚动续存。
埃及本财年需要面对的外部偿债义务规模为609亿美元，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窗口内，沙特相关存款的续期条件，对开罗方面的流动性安排存在实质性的影响。埃及用存在明确限度的军事姿态回应沙特的安全需求，和这笔金融层面的谈判属于同一个决策链条上的内容。

目前相关问题的核心，在于胡塞方面对“防御”的识别方式和埃及的设定存在差异。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建立在导弹和无人机开展不对称打击的基础上，其开展战场感知活动不会依赖对埃及议会决议原文内容的研读，而是会依据对沙特境内军事部署变化的相关判断。
埃及的防空系统一旦在沙特领土范围内投入运转，沙特方面的预警纵深和拦截反应时间就会出现相应变化，在胡塞方面的战场判断逻辑里，这些变化本身就意味着战场条件发生了改变，不会受到部署方政治声明中相关限定内容的影响。
穆罕默德·阿里·胡塞发布的声明直接将埃及的协防行动归入“宣战”范畴，实际上是挑明了开罗方面不愿面对的一层关系，也就是军事存在产生的实际效果由承受方进行评估，并不是由部署方来定义。
和相关事件存在关联的时间细节显示，胡塞方面发布的声明时间，和德黑兰四方会谈的举办时间高度贴近。10月26日当天，沙特国防大臣、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土耳其情报局长以及伊朗官员在德黑兰举行地区安全会议，也门局势属于此次会议的议程内容。
胡塞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就埃及相关行动放话，指向的是谈判桌周边的力量对比情况，即外交渠道可以和其他渠道并行推进，但军事压力不会因为会谈的举办就自动降低。针对正在德黑兰参与磋商的沙特方面，胡塞的声明同时也在传递相关提示，任何停火安排都需要将战场上已经形成的既成态势纳入考量范围。

埃及在这一轮互动过程中，面对的是一个它无法依靠自身单方面力量解决的问题。开罗方面提出的“防御性支持”在程序层面是完整的，在军事层面也存在实际意义，但在政治定性层面无法完成自我封闭。
胡塞方面不需要说服埃及，也不需要说服国际社会，它只需要让“埃及已参战”这个判断在也门战场的行动规则中成立。一旦这个判断被胡塞自身的军事体系接受，埃及部署在沙特境内的相关设施和人员就会进入胡塞的打击清单范围。开罗方面后续采取的任何缩减部署的动作，都会在一个已经由对方设定的框架内被进行相关解读。
埃及没有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一情况本身就反映出开罗方面对这类定性风险存在提前预判。那份协议包含集体防御条款，针对协议涉及三国中任意一国的武装攻击，都会被视为对协议全体成员的攻击。
埃及选择了单独、有限、可撤回的协防安排，目的是保留随时调整部署的余地。胡塞发布的“宣战”声明，产生的实际效果是压缩了这一调整余地的政治价值。当对方已经作出相关定性，有限介入状态下的退出行为，就不再是外交灵活性的展示，会被解读为在相关压力下的后撤。

目前埃及议会授权的军事支持具体规模还不明确，开罗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空间，可以在实际部署的层级和地理范围方面开展技术性控制。但胡塞的声明已经完成了一个不可逆的步骤，就是将埃及从“外部斡旋方”的位置上移出，将其归入“交战相关方”的范畴。
在这个范畴内，埃及未来在也门问题上的调解资格会受到一定影响，它在中东安全事务中长期经营的中立形象也会被重新评估。开罗方面通过一次有限度的军事授权，换取了当下的经济收益和同盟层面收益，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其在地区冲突中一项难以量化的资产，也就是不被任何一方视为敌人的位置，被对方发布的声明实质性地削弱了一部分。
战场上的对手不会去研读相关决议的原文内容，只会关注雷达正在照射哪个目标、拦截弹正在追踪什么对象。埃及把“防御”的相关表述写进了每一份可以公开的文件里，胡塞用一句表态就将这些文件的实际效力放在了一边。
在这类冲突当中，对相关行动进行定性的权力，从来不会和出兵方处在同一立场。开罗方面作出的限定越精细，越能说明它清楚相关边界的存在，胡塞方面作出的回应越简短，越能说明这条边界的实际位置是由哪一方划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