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娱乐资讯网

2022兰州李彦龙案:原厅官收受财物5002万,一审获刑14年半

大家好我是绮梦飞烟。本文为历史案件纪实复盘,事件发生于对应案发年份,仅作以案普法、警示参考,还原案件始末,深挖腐败背后教训,以案普法,警钟长鸣。

西部城市的工程建设、资源开发、项目投资领域,是地方拉动发展的重要板块,同时也是腐败风险相对集中的领域。兰州李彦龙职务犯罪一案,是2022年查办宣判的一起厅级干部贪腐案件。经法院审理查实,李彦龙利用多个岗位职权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合计5002万元,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对比那些涉案金额上亿的大案,五千余万的数额同样触目惊心。放在西北城市发展的大背景下,这起案件清晰展现出资源型、基建型地区领导干部被商人围猎的典型路径,暴露出项目审批、资金拨付环节监督存在的短板,对于中西部同类地区的廉政建设,有着很强的参考警示价值。

很多职务犯罪的当事人,并不是刚上任就直接伸手敛财,腐败往往是一个循序渐进、底线逐步松动的过程。李彦龙在当地多个重要岗位任职,长期参与重大项目推进、工程安排、企业扶持、土地相关事项协调。手握协调资源、推动项目落地的权力,自然成为不少想要在本地拿项目、谋利益的经营者重点拉拢的对象。不少行贿人采取长期“放长线”的方式,持续维系关系,先建立人情往来,再伺机提出请托,这种温水式的围猎,很容易让干部慢慢放松警惕。

不同于简单直接送现金的模式,本案当中的利益输送形式多样,善于包装掩饰。有的借项目咨询、合作投资的名义输送资金;有的通过亲属、特定关系人代为接收财物,拉开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的直接关联;还有的利用节日、家庭大事等节点分批赠送财物。一笔笔好处分散在多年时间里,叠加起来最终达到5002万元。很多落马干部最初都会自我麻痹,认为只是正常人情往来,觉得只要不当场谈条件就不算违法。但法律认定权钱交易,核心看的是财物背后是否附着职务上的请托,只要收受财物和职权关照形成对应关系,无论包装成什么形式,都属于受贿。

梳理司法查明的事实,李彦龙的受贿请托,主要集中在几个重点方向。首当其冲便是各类工程项目承揽。在市政基建、配套工程、产业项目当中,不少建筑企业、工程服务商希望拿到施工业务,主动向李彦龙输送利益,换取他在项目招标、评审、主管单位协调方面的关照。领导干部一旦插手干预招投标,公平竞争的天平就会倾斜。踏实经营、靠实力竞争的企业失去机会,愿意输送利益的主体获得项目,不仅抬高项目成本,还会给工程质量埋下隐患,地方营商环境也随之受损。

第二类是土地相关事项协调。土地预审、用地手续办理、土地出让、项目落地保障,是很多企业投资最关心的环节。部分企业为了加快用地审批、拿到条件更优的地块、调整项目规划,托人找到李彦龙,请他出面协调相关部门。这类事项自由裁量空间较大,流程环节多,很容易成为权力寻租的灰色地带。在权力的不当干预下,土地资源配置脱离公开规则,公共利益被私下交易牺牲。

第三类是企业经营方面的帮扶和关照。一些本地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遇到审批卡点、检查整改、资金扶持等问题,希望借助领导干部的影响力化解难题、拿到政策补贴。正常的助企纾困,是按照政策规定一视同仁帮助所有合规企业;而权力寻租,是选择性为行贿企业开绿灯,差别化对待市场主体,破坏公平的发展环境。

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该案时,开展了大量取证工作。办案人员调取项目卷宗、银行流水、工商登记材料、房产股权凭证,逐一核对每一笔钱款往来,和行贿人、相关证人谈话核实,区分正常商业往来和受贿所得,把分散在多年、多个项目中的利益线索串联起来,形成完整、稳固的证据链条。案件移送起诉后,法院开庭审理,综合考量受贿总额、犯罪持续时长、涉案领域、对地方发展秩序造成的危害、退赃情况、认罪悔罪表现等全部情节,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李彦龙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涉案全部赃款赃物依法追缴。

很多读者会疑惑,同样是数额特别巨大的受贿案件,为什么有的判无期,有的判十几年有期徒刑。这里可以简单普及量刑逻辑。我国刑法对于受贿罪,根据金额和情节划分档次。数额特别巨大是基础门槛,最终量刑,还要看是否造成国家利益特别重大损失、是否主动退赃、是否认罪认罚、有没有自首立功情节、是否存在索贿、是否多次干预重大事项等综合条件。李彦龙案判决十四年六个月,是法院结合全案事实,在法定区间内作出的裁量,每一项情节都会影响最终刑期。

这起案件放在中西部城市的语境下,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第一,地方优质项目资源有限,竞争更加激烈。本地有实力承接大项目的企业数量不多,圈子相对集中,商人和干部之间接触机会多,熟人社会特征明显,打招呼、托关系的风气更容易滋生。很多企业不把重心放在提升自身实力上,而是想着打通上层关系,把关系当成核心竞争力。第二,部分项目链条跨多个主管部门,审批流程长,很多事项需要高层领导协调推进。“协调权”本身是履职手段,但缺少约束的时候,协调就会变异成为特定人谋利的工具。区分正常工作协调和违规干预,是基层监督长期面临的难题。

不少干部会产生一种错误认知:我只是帮忙协调加快流程,没有直接审批签字,就不算犯罪。这种认知是纪法意识淡薄的典型表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同样属于受贿犯罪。不需要亲自拍板审批,只要影响力被用来换取利益,就触碰了法律红线。

透过李彦龙案,我们可以提炼几条适配中西部基建、资源富集地区,可落地的权力监督治理举措。

第一,建立领导干部干预项目、土地事项登记留痕制度。只要领导对招投标、用地审批、项目评审、资金拨付等事项向承办部门打招呼、协调事项,承办人员必须如实记录时间、人员、事由、意见,台账存档备查。区分正常业务咨询、政策解释和违规干预,杜绝口头协调、私下传话,把看不见的影响力放到制度监管之下。

第二,推行土地、工程类项目全链条分段制衡。一个项目从立项、用地审批、招标、施工监管、验收、资金拨付,拆分成相互独立的环节,由不同部门、不同岗位负责,一个人不能从头到尾把控全部流程。大额项目强制落实异地交叉评审、第三方独立评估,减少本地熟人圈子带来的人情干扰。

第三,完善重点岗位轮岗和利益冲突申报机制。分管城建、国土、投资项目的厅级、县级干部,达到规定任职年限必须轮岗交流。干部及其近亲属、特定关系人,主动申报在管辖范围内从事工程、土地、建材经营等情况,定期核查。一旦发现存在利益关联,及时调整岗位,切断利益勾连的先天条件。

第四,强化对民营企业的引导,完善行贿联合惩戒机制。中西部地区想要长久优化营商环境,不光要管住干部,也要规范市场主体。对于多次行贿、大额行贿、依靠行贿获取项目的企业和实际控制人,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其参与政府投资项目投标。抬高行贿成本,扭转“靠关系拿项目”的错误预期,引导企业依靠技术、报价、服务公平竞争。

第五,做实同级监督和巡察专项监督。在党委班子、国企班子内部,落实“三重一大”集体决策,重大土地出让、大额工程投资、产业扶持资金安排,必须集体研究,完整记录每一个人的意见,杜绝主要领导个人敲定事项。巡察工作把城建、土地领域作为必查重点,不光查资金,还要核查项目决策过程是否合规。

第六,常态化开展针对性警示教育,破除“协调不算违纪”的误区。很多西部地市的干部,日常工作中协调任务繁重,容易混淆履职和越界的边界。警示教育可以选取本地、同类型地区的案件,重点讲解利用影响力受贿的情形,讲清楚政商交往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和企业家交往,可以正常对接政策、解决合理困难,但不能换取私人好处。

第七,畅通企业和群众的匿名举报渠道,做好举报人保护。不少市场主体担心举报之后遭到排挤报复,不敢反映问题。监管部门可以定期开展营商环境走访座谈,单独收集企业诉求和线索,建立线索快速核查通道,打消大家的顾虑。只有线索能够及时上来,腐败苗头才能早发现、早处置,避免小问题积累成巨额贪腐。

我们也要客观认识到,西部城市想要追赶发展,离不开项目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干部主动协调项目落地,本身是推动地方发展的正常工作。担当作为和权力寻租,有着清晰的分界线。担当是按照统一规则,给所有合规主体同等机会;寻租是利用手中影响力,给少数行贿者特殊优待。容错纠错机制保护的是改革探索当中的无意失误,绝不包容以协调之名行谋私之实的腐败行为。

李彦龙曾经身居厅级领导岗位,承载着组织的信任,拥有推动地方建设发展的平台。可惜他没有守住初心,在商人持续的围猎当中迷失方向,把协调项目、资源的权力当成敛财工具,收受五千余万财物,最终换来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涯。个人事业彻底崩塌,家庭也承受沉重打击。这笔得失账,值得每一名手握项目、资源审批权限的干部反复掂量。

最近几年,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加大工程建设、土地利用领域反腐力度,不管是东部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城市,只要存在权钱交易,都会一查到底。这类案件持续通报,释放的信号十分明确:发展任务再重,纪律底线不能松;项目资源再多,公权力不能私用。围猎手段花样再多,只要触碰纪法红线,最终都会被查处。

反腐不是简单查办一个人,更重要的是通过个案补齐制度短板,压缩权力寻租空间,构建干净、公平的营商环境。当制度越来越严密,监督无处不在,干部才能习惯在约束之下履职,市场主体才能安心依靠实力竞争。权力是服务发展、服务群众的工具,绝不是换取个人财富的筹码。任何心存侥幸,想要借助项目协调谋取私利的人,终将付出沉重代价。

互动话题:你觉得在中西部项目资源有限的环境里,想要遏制“靠打招呼拿项目”的风气,最需要抓好哪一环?欢迎在评论区交流看法,感兴趣可以点个关注,后续持续带来职务犯罪案件复盘与普法解读。

免责声明:本文依据官方通报、公开裁判信息整理,仅用于普法警示,案件全部事实以司法机关生效裁判文书为准,不作其他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