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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减税计划遇到国会阻力,美元会更便宜吗

作者:王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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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拿下两院之后,市场做的第一件事是买美债。11月4日,10年期美债收益率从10月初接近5.3%的水平回落至4.90%附近,随后几个交易日继续震荡下行至4.86%左右。美元指数一度触及101.10的五周低点,较10月高点回落约1.7%,随后反弹至102.3附近。

这一组价格变化包含一个清晰的叙事:财政扩张的通道被堵上了,新增国债供给的预期降温,期限溢价受到压缩,美元的利率优势随之收窄。

安联研究的判断认为:民主党控制国会,总统否决权和参议院议事规则仍在,重大立法的通过难度上升,但两党僵局增加的是政府停摆、债务上限争议和赤字风险。

摩根大通晨报认为:选举后财政纪律可能改善,有助于降低美债发行压力并压低期限溢价,但这一判断取决于后续财政政策,赤字削减安排尚未落地。

两个机构的表述在“短期利好美债”这个方向上是一致的。分歧藏在时间维度里。摩根大通说的是“可能改善”,安联说的是“赤字率从6.2%升至6.6%”。

市场在11月第一周定价的是前者,后者要到2027年的预算谈判中才会重新进入视野。

Ebury策略主管瑞安的拆解把短期定价的层次说得比较透。他把美元下行空间有限的理由归为四条:选举结果已被市场消化、特朗普保留否决权、美债收益率预计维持高位、美联储政策起到抵消作用。

四条理由中,三条与财政本身无关。

第二条说的是政治结构,民主党拿到的参议院席位是54席,推翻否决需要67席,众议院254席对290席的门槛同样够不到。

这意味着国会能做的是一脚刹车,把特朗普的新减税和新增支出挡在门外,已经生效的减税条款和支出框架仍然留在原地。财政刹车改变的是边际增量,存量赤字的惯性沿着原有的轨道继续滑行。

瑞安还认为,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的原因,在他的框架里更多来自能源价格和通胀预期,而非财政政策本身。10年期盈亏平衡通胀在2026年大部分时间稳定在2.18%到2.50%的窄幅区间内,实际收益率才是推动名义利率上行的主变量。

从6月到10月初,10年期美债上行了80个基点,其中实际利率贡献67个基点,通胀预期只有13个基点。实际利率再往下拆,期限溢价从0.76%升到1.10%,贡献了33个基点,大约占实际利率上行的一半。

期限溢价的三个驱动因素中,财政供给和赤字预期排在第一位,政策不确定性排在第二位,美联储缩表和海外需求退坡排在第三位。民主党掌控国会,压缩的是第一个因素中“新增扩张”的边际部分,第二个因素反而因为两党对峙的常态化而变得更厚。财政谈判的反复本身就在制造不确定性溢价。

11月第一周期限溢价的回落,定价的是“新增国债发行量低于此前预期”这一个变量。赤字存量、强制性支出和利息成本这三块,与国会归属的关系很小。

02

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经超过40万亿美元,2026财年赤字占GDP的比重在6%上下。

穆迪在选后报告中的判断值得留意:美国财政轨迹不太可能发生实质变化,强制性支出、人口结构压力和利息成本等长期债务增长因素依然存在。

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把“国会归属”从财政方程式中降了一级。

赤字率的分子端由社保、医保和债务利息构成,这三项在预算程序中属于强制性支出,年度拨款谈判触及的空间有限。分母端由经济增长决定,而经济增长在2026年面对的是AI资本开支的支撑和关税、油价的双向拉扯。

瑞银提供了另一个方向的推演:民主党可能在债务上限谈判中要求缓和社保支出削减,同时增加国防开支。

如果双方通过扩大支出达成妥协,原先预期的赤字收窄可能被逆转,进而增加美债供应。这个情景的关键在于,财政僵局在“不扩大赤字”和“削减赤字”之间存在一个宽阔的灰色地带。

债务上限是民主党手里为数不多的筹码,用它来交换支出结构的调整,在政治逻辑上是顺的。瑞银描述的路径一旦兑现,短期“财政刹车压低收益率”的交易就会面临反向修正。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跳过的层次。财政赤字对美元的作用,从来经由收益率传导,而非直接作用于汇率。赤字扩大推高收益率,美元可能走强也可能走弱,取决于收益率上行的原因是增长还是信用。把这两条路径分开,是回答“美元会不会更便宜”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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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微笑”框架的左侧说的是:全球经济承压时,避险资金流入美元,美元走强;右侧说的是:美国增长强于其他经济体时,资本流入美元,美元同样走强。这个框架的隐含前提是,美元走强需要的是一组特定的宏观条件,而非任何条件下的收益率变化。

把这个框架放进当前的财政语境里,两条收益率路径对美元的含义会清晰起来。

路径一,财政纪律改善带来的收益率下行。

国会堵住了新增减税和支出,国债发行预期降温,期限溢价压缩,10年期收益率从4.86%继续向4.5%甚至更低移动。这种下行对应的是增长预期温和收敛和通胀预期稳定。

美元在这种情景下会失去一部分利率优势,利差收窄推动美元对欧元、日元等低息货币走弱。

下行幅度受到另一组力量的约束:美债收益率即使回落到4.5%,仍然显著高于欧元区和日本的同期限利率,利差仍然在美元一侧。Ebury的判断是美元下行空间有限,核心依据就在这里。

路径二,财政信用担忧驱动的收益率上行。

债务上限谈判在2027年陷入拉锯,或者两党妥协的结果是扩大支出而非削减赤字,期限溢价重新走阔。

这种收益率上行与增长无关,它定价的是持有美国长债所需要的额外补偿。美元在这种情景下的方向,取决于市场的注意力放在哪里。

如果注意力放在“美国财政轨迹恶化”上,美元会承压,因为信用溢价上升侵蚀的是美元作为储备资产的定价基础。如果注意力放在“全球其他地区的财政状况同样糟糕,甚至更糟”上,美元反而可能因为缺乏替代选项而获得支撑。

2011年债务上限危机提供了一个参照:标普下调美国评级前后,美股下跌,长端美债收益率因为避险需求反而显著下行,美元指数在同期走高。美国自身是风险的源头,美元却是避险的终点。这种非对称性根植于全球美元流动性网络的结构,而非美国财政的成色。

两条路径的区分,对“美元会更便宜吗”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条件性的回答。财政刹车带来的收益率下行,对美元是温和的负面因素,幅度受利差底部的约束。

财政谈判反复带来的信用溢价上行,对美元的方向取决于全球风险偏好的位置,而非美国赤字本身。把“减税受阻”直接翻译成“美元走弱”,跳过了中间那一层关于收益率质地的辨别。

2027年的债务上限,才是真正的定价节点

当前这轮美元走弱的时间窗口,大概率是短的。现行临时拨款覆盖到2026年12月11日,债务上限的实质约束要到2027年才会真正收紧。

2026年11月到年底之间,市场面对的是一个“跛脚鸭”国会和一份已经生效的拨款法案,财政议程的边际信息量很低。

美元在11月第一周的波动,定价的是一份选举结果中关于“未来两年财政扩张受限”的预期,而非任何已经发生的现金流变化。

真正的节点在2027年。债务上限谈判会给出两个关键信息:民主党用提高上限交换了什么,以及最终的赤字路径落在6.2%的安联预测附近,还是被瑞银描述的“扩大支出妥协”推向更高的位置。

如果交换条件指向支出结构的重新安排而非总量削减,赤字率的上行轨迹会延续,期限溢价面临的是重新走阔的压力而非持续压缩。

届时收益率上行的原因会从“增长韧性”向“信用补偿”偏移,美元面对的就是一个比当前复杂得多的定价环境。

2026年11月的美元,站在一个短暂的窗口里。财政刹车提供了收益率下行的借口,但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摩擦系数,要到2027年才会真正被测量。

在那之前,美元的方向更多由通胀数据和美联储的利率路径决定,财政是一个背景变量。

把减税受阻读成美元结构性走弱的起点,把11月第一周的交易读成趋势的开端,都是把短期定价的叙事拉得太长。美元的便宜与否,最终取决于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原因,而不取决于国会山归属于哪个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