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争持续多年,日军在中国土地上制造了大量惨案,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伤害。可在日本侵略战争的庞大体系中,还有一段经常被忽视的历史:日本把朝鲜半岛变成了重要的兵员补充地,数以十万计的当地居民被纳入日本军队及其附属体系。其中一部分人被送往中国战场,参与日本的侵略行动。这段历史不仅涉及24万余人的军人、军属名册,更牵涉日本殖民统治如何转化为战争资源。
要弄清这段历史,必须把时间拨回1910年。当年日本通过吞并条约,将朝鲜半岛纳入殖民统治范围。原本拥有独立国家地位的朝鲜半岛,从此失去自主的政治和军事体系。日本在当地建立殖民行政机构,控制教育、警察、土地和经济活动,还逐步改变当地的社会管理方式,为日后大规模动员人口创造了条件。
日本的野心并没有停留在朝鲜半岛。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随后扶植伪满洲国,将东北变成向中国其他地区扩张的重要基地。铁路、煤矿、钢铁厂、港口和军事设施被纳入日本的战争布局。随着占领区域扩大,日本需要更多军队驻守,也需要大量人员负责运输、警戒和后勤保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原本企图通过军事压力迫使中国屈服的日本,很快陷入长期战争。中国军民持续抵抗,日军在华北、华东和华南等地区不断投入兵力,伤亡与补充需求同步增加。日本本土的人力资源逐渐承受压力,殖民地人口由此成为日本扩大军事动员的重要来源。
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军事动员并不是突然发生的。1938年2月22日,日本颁布《陆军特别志愿兵令》,随后在朝鲜半岛推行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表面上采用报名形式,实际上殖民当局通过学校、地方行政机构、警察系统以及宣传组织推动招募。报名者受到各种行政压力和利益诱导,所谓志愿的真实含义远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并非只想从朝鲜半岛获得普通士兵。随着战争持续,日军开始扩大人员使用范围,逐步将当地青年纳入陆军、海军以及军事附属机构。部分人员接受军事训练后被分配到不同部队,另一些人则被安排承担运输、通信、警戒和其他辅助任务。这种分工使朝鲜半岛成为日本侵略体系中的重要人力支撑区域。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同时面对中国战场和太平洋多个方向的作战压力。日本军队的人员、装备和运输能力都受到考验。尤其是海上运输线不断拉长,东南亚各地的占领区也需要大量驻军,日本原有的兵员补充机制越来越难以满足需求。朝鲜半岛的军事动员因此进一步加速。
1943年,日本进一步推动朝鲜半岛适用兵役制度。1944年4月1日,朝鲜半岛开始进行第一次征兵检查,同年9月1日起,第一批征兵对象入伍。此前主要依靠志愿兵制度进行的招募,从此转向更具强制性的征兵体系。适龄男性被纳入征集范围,殖民政府通过行政力量落实兵役要求,个人选择空间进一步缩小。
这段历史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日本政府留下的原始人员登记数字。日本厚生劳动省接收的旧陆军、海军人事资料中,朝鲜半岛出身旧军人及军属合计243992人。其中陆军留守名簿登记143211人,海军军人履历原表登记21433人,海军军属身上调查表登记79348人。三项相加,正好是243992人。
这个数字说明,日本确实将大量朝鲜半岛居民纳入了自己的战争体系。但必须区分军人与军属,不能把24万余人全部说成奔赴中国前线的战斗士兵。军属属于军队体系中的附属人员,承担的任务与正规作战部队并不完全相同。把这些人员全部描述成侵华战斗人员,既不符合统计口径,也会影响历史研究的严谨性。
另一个数字同样值得关注。韩国对日抗争时期强制动员受害调查及国外强制动员牺牲者等支援委员会公布的资料显示,朝鲜半岛出身军人动员人数为209279人。其中陆军特别志愿兵16830人,学徒志愿兵3893人,陆军征兵166257人,海军人员22299人。这组数字揭示了日本军事动员从早期招募到后期强制征兵的变化过程。
为什么这段历史与中国有直接关系?原因在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并没有把朝鲜半岛出身人员全部留在当地。一部分人员被派往中国东北、华北以及其他军事占领区域,进入日本军队及其附属机构。他们承担的工作各不相同,有的参与军事行动,有的负责驻防和交通运输,还有人进入占领区的警戒与管理体系。
尤其是在东北地区,日本经营殖民军事体系的时间较长。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不仅占领城市,还建立起覆盖铁路、矿山、工厂和交通枢纽的控制网络。日本需要大量人员维持这些设施运转,军事力量与殖民行政力量相互配合。朝鲜半岛出身人员进入这一体系后,部分人便成为日本维持占领秩序的组成力量。
在华北地区,日本侵略军面临的任务更加复杂。占领城市需要驻军,铁路沿线需要警戒,重要桥梁和交通节点需要防守,物资运输也需要大量人员配合。日军为了控制占领区,还实施了针对中国抗日力量的扫荡和搜查行动。凡是参与这些行动并实施侵害中国军民行为的人员,都必须按照其实际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朝鲜半岛居民并不是一个可以被整体归类为侵略者的群体。日本当时是殖民统治者,掌握着行政、警察和征兵权力。部分青年是在强制制度和殖民压力下被送进军队的,也有朝鲜半岛居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参与独立运动,甚至有人在战争期间帮助中国抗日力量。不能因为日本征用了大量朝鲜半岛人口,就把整个民族都归入侵略者行列。
但另一面也不能回避:殖民地出身并不意味着所有参与侵略行动的人都可以免除责任。对于主动参与军事行动、执行占领任务,特别是直接伤害中国军民的人,必须根据历史档案和具体行为进行评价。受殖民压迫的历史与参与侵略的行为可以同时存在,二者不能互相抵消。
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动员远远超出了军人范围。日本政府在2008年提交给日本国会的答辩书中承认,除了约24万名旧军人和军属的登记资料外,厚生劳动省还保存着民间企业等机构制作的32件朝鲜半岛出身人员名册,登记人数达到107911人。这些人员与军人军属统计不是同一批次,不能简单相加,但足以说明日本战争动员的范围有多广。
日本政府还曾承认,关于依据《国家总动员法》被征用的朝鲜半岛出身者总人数,政府并没有掌握完整数据。这意味着现存的24万余人名册,并不能涵盖所有被日本卷入战争体系的人口。军事人员、军属、企业劳工以及其他被征用人员,需要通过不同档案分别核对。
1945年日本战败后,这些人的命运也出现了不同走向。一部分人在战争中死亡,一部分被遣返,还有人因为档案缺失、身份认定和战后赔偿问题长期无法获得明确结果。日本厚生劳动省至今仍保存着部分历史名册,并曾向韩国政府提供相关资料。2024年,日本方面还继续向韩国提供了浮岛丸事件相关名册。1945年8月24日,搭载朝鲜半岛出身人员的浮岛丸在京都府舞鹤湾沉没,这批人员的身份与战后遣返问题至今仍值得深入调查。
这也说明,战争结束并不意味着所有历史问题都已经解决。对于那些被强制征用、被迫离开家乡、在异国死亡的人,准确确认身份、查清死亡原因、追究相关责任,是历史研究不可回避的工作。日本当年建立的殖民动员体系留下了大量档案碎片,只有将政府名册、部队记录、企业资料和受害者证言结合起来,才能还原更加完整的历史。
把视线转向2026年,这段历史之所以再次受到关注,还有一个现实原因:日本国内有关战争责任的争论仍在继续。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东京审判对日本侵略战争作出的历史和司法认定,仍然是认识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日本政界对战争历史的态度,也直接影响中日关系以及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程度。
2026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当天,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前往参拜。靖国神社供奉着14名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这些人的战争责任早已受到历史审判。中国方面对此提出强烈抗议,敦促日本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借助祭祀活动模糊战争罪责。
到了10月17日,日本领导人再次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部分阁僚和国会议员前往参拜。中国驻日本使馆发言人对此作出严肃回应,指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并要求日方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这说明,战争历史并没有因为时间过去80多年就失去现实意义。
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的军事政策也在发生变化。2026年6月,日本防卫部门围绕修订安保政策、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以及加强军事装备建设等问题引发关注。中国国防部在6月例行记者会上指出,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参与战争机器运转,警惕日本重新走上军事扩张道路,是维护地区和平的重要课题。
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一条不能忽视的联系。过去,日本利用殖民统治把朝鲜半岛的人口转化为战争资源;今天,日本的防卫政策变化、军工产业扩张和历史认识问题,同样需要周边国家保持关注。一个真正吸取战争教训的国家,应当把和平承诺落实到政策和行动之中,而不是一边强调和平,一边不断淡化侵略历史。
这段24万余人的历史,真正值得追问的并不只是有多少人穿上了日本军装,更是日本如何通过殖民统治、行政控制和军事征用,将一个被吞并的地区变成侵略战争的人力来源。日本军国主义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本责任主体,参与侵略行动的具体人员也应接受历史审视。只有把强制动员与实际侵略行为分别查清,才能既不掩盖日本的殖民罪责,也不把受害民族整体污名化。
对于中国而言,铭记这段历史绝不是为了延续民族仇恨,而是为了守住历史事实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底线。日本侵华战争留下的伤痛不应被淡化,殖民地兵员动员的档案也不应被遗忘。24万余人的名册背后,是一套庞大的战争机器,也是日本侵略扩张留下的历史证据。谁发动了战争,谁建立了殖民动员制度,谁参与了具体暴行,都应当在历史记录中得到清楚交代。历史可以被不断研究,却绝不能被任意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