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担责是道"必答题"》，点名批评一类干部：上班混日子、下班跑最快；任务来了先盘算对自己有无好处，吃苦的事推三阻四，评优评先削尖脑袋往前冲；活儿"溜边儿"，甜头"冒尖儿"。文章说这叫"遇利就上、遇责就退"，根子是政绩观偏差。

话说的没错。但问题来了——为什么越来越多干部学会这套"算法"？是现在人特别自私、品德滑坡，还是别的东西在暗中推着大家这么选？这事儿个人该挨骂，还是制度该反思？

直截了当地说：两者都有责任，但根子主要在制度。个人品德是表象，制度环境才是土壤。如果环境让"老实人吃亏、避事者安全、作秀者上位"，那再多的道德号召也挡不住多数人用脚投票。反过来，光改制度不谈个人修养，也养不出谷文昌、黄大发、张桂梅那样的人。下面掰开说。

一、先弄明白：这些人到底在算什么账？

评论里描述的干部，不是傻，也不是完全不干活——他们是精明地计算了成本收益之后，选择了最"理性"的生存策略。

所谓"挑肥拣瘦、先权衡轻重、先盘算得失"，翻译成大白话是：

啃硬骨头＝得罪人＋易出错＋被问责＋耗时久＋短期看不见成绩→高风险低回报混日子、不拍板＝不出错＋不被盯上＋安稳熬资历→低风险中等回报搞形象工程、陪领导、写材料刷存在感＝被看见＋有机会评优晋升→相对高回报

任何一个正常智力的人，处在这样的奖惩结构里，都会倾向于"少惹事、多露脸"。这不是某代人道德沦丧，是激励信号告诉他这么做最划算。

经济学里有个经典命题：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你考核什么，他就做什么；你惩罚什么，他就避开什么。当制度让"担责者容易掉坑、避责者安然无恙、作秀者被提拔"，出现'遇责就退'就是数学必然，不是人品偶然。

二、个人当然有责任——别全甩给制度

先说个人这边，免得被人说"全是体制的错"。

第一，公共服务动机确实有差异。同样环境下，有人选择谷文昌式的担当，有人选择精致的利己主义，这说明个人价值观、理想信念、职业操守起作用。 党课上背多少条语录不重要，关键时刻心里装的是群众还是自己进退留转，区别就在这。

第二，法治与纪律底线是个人必须扛的。庸懒散拖、故意推诿扯皮、吃空饷、弄虚作假——这些已经超出"环境诱导"范畴，属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该问责问责、该调整调整，没什么可辩白的。

第三，制度再好也靠人执行。如果每个人都拿"制度不完善"当挡箭牌，那制度永远建不成。历史上那些在更恶劣条件下仍挺身而出的人，恰恰证明个人主观世界不是完全被环境决定的。

所以个人责任约占三成到四成——重要，但解释不了"普遍性"。如果只是个别害群之马，道德教育够用；如果大面积、多地区、多年出现同类现象，一定是系统性的东西在起作用。

三、制度问题才是主因——六大结构性病灶

下面说重点。"遇利就上、遇责就退"泛滥，七成以上原因是制度与机制设计缺陷，主要体现为六个方面：

（一）"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惩罚不对称

这是基层干部最常吐槽的。改革、碰硬、拍板，天然伴随不确定性和出错概率。可现实经常是：干成了是应该的，出一点纰漏就被问责、被通报、被网络舆情围攻。而"不决策、不签字、不揽事"反而最安全——顶多被说"魄力不足"，很少被实质性追责。

中央虽提出"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但在许多地方容错清单模糊、认定程序复杂、领导不敢拍板给下属背书，一线干部感受不到真正"为担当者担当"。结果是：理性选择避险，"宁可不干，别出乱子"。

（二）考核"重显绩、轻潜绩"，指挥棒指偏了

政绩分两种：显绩（修大路、建广场、引项目、数字好看）任期内容易出彩，领导看得见的；潜绩（化解历史遗留矛盾、夯实基层治理、做长期基础性工作）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见效，往往"人走茶凉"。

不少地方的考核权重严重偏向显绩——GDP、固投、招商数额好量化，群众满意度、矛盾化解率、基础工作质量要么权重低，要么走了形式。 干部想在任内被注意到，自然去争显绩、躲潜绩。评论批评的"只顾博虚名、不解决实际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被考核指挥棒训练出来的。

（三）选拔任用中"看得见的"更容易被看见

选拔程序里，民主推荐、个别谈话、年度考核，往往更有利于善于表现、善于联络、在领导视野内的人。那些长期在冷板凳岗位默默深耕的人，可能连考察组都没听说过。若"老黄牛"上不去，"花蝴蝶"上得快，就会传递一个信号：踏踏实实干活不如经营关系、制造亮点。

再加上有的地方"一把手"用人话语权过大，若主要负责同志本人偏好听恭维、看场面，下面人很快会调整行为模式来迎合——这就是制度环境（选人用人导向）直接塑造群体风气。

（四）权责严重不匹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基层普遍反映：责任层层压实到乡镇街道甚至网格，可相应的人权、财权、执法权不匹配。属地管理变成"属地把所有事兜底"，上级部门以"属地责任"向下甩锅，一出事先追基层责。

长期背超量责任却无匹配权限，正常人会产生两种反应：一是防御性消极（不主动、不拍板、凡事等指示），二是形式主义应付（留痕不走心，应付检查）。这本质是一种自我保护，不能简单等同于懒惰。

（五）"能上不能下"曾长期执行偏软

十八大以后明显收紧，但此前相当长时间，"庸者下、劣者汰"落得不实。只要不犯大错，混到年限可晋升职级、调岗不降待遇。当"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干好的背更多活、干坏的反而轻闲"，逆向淘汰就会出现——有冲劲的人心冷离开或被迫同化，混日子的人沉淀下来。

这也是为什么近期中央强调《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对"躺平式干部"真亮剑——只有让避事者真吃亏，行为才会扭转。

（六）容错缺位＋过度问责，制造"怕"文化

从严治党必须严，但部分地区存在泛化问责、凑数问责、责任下移式问责。比如上级政策前后矛盾，基层两头为难，执行稍有偏差就被追责；或者同一件事多部门重复检查、各打板子。干部长期处于"怕犯错→不敢为→被批不担当→更怕犯错"的负循环。

没有"安全阀"的严管，最后容易变成不作为的温床。

把这六条合起来看就清楚了：不是干部天生想躲，是现行若干制度安排让他发现——躲＝理性，冲＝冒险。制度诱导出他要批评的那种行为，然后再登报批评他，这就成了悖论。

有人可能问：那评论说"往深里究是政绩观出了偏差"，这说错了吗？

没说错，但只说了半截。

政绩观的确是中间环节——制度环境先影响人的价值判断（"我这届任期要什么？领导看重什么？群众打分有用吗？"），然后扭曲的政绩观外化为挑肥拣瘦的行为。

所以：

说"是个人品德问题"，那这个认知也太浅，实际上是替需要改革的制度卸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