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国民政府设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正式启动内迁，以上海为起点，优先迁移军工、机械、化工、纺织等战略产业。
1937.11-1938.10：淞沪、武汉会战接连失利，内迁进入高潮，工厂沿长江、粤汉铁路、湘桂公路向重庆、武汉、西安转移，后因武汉失守，再向川、滇、黔、陕腹地撤退。
 1938.10后：内迁基本完成，重心落于重庆（核心）、成都、昆明、贵阳、宝鸡等地，形成西南后方工业体系。
1940-1945：后方工业艰难生产，支撑前线军需（枪炮、弹药、被服）和后方民生。
卢作孚（“中国船王”，宜昌大撤退主导者）1938.10武汉失守，宜昌囤积数万吨工业设备、数万技术工人，日军逼近，他率民生轮船公司，调集所有船只，在40天内完成“不可能的撤退”，将工业火种运抵重庆，被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奇迹”，民生公司为此损失16艘船、牺牲116名员工。奠定重庆北碚工业基础，战后推动西南实业恢复。
荣氏家族（荣宗敬、荣德生，民族面粉/纺织大王）将上海、无锡的茂新面粉厂、福新面粉厂、申新纱厂等核心企业的机器设备拆解迁移，先后迁到武汉、重庆、宝鸡，在后方恢复生产，成为抗战时期后方面粉、纺织的主要供应者，保障军需和民生。
刘鸿生（“火柴大王”“水泥大王”，综合实业家）将上海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上海水泥公司、章华毛纺厂等企业内迁，克服资金、设备、原料短缺，在重庆、昆明、贵阳重建工厂，其生产的火柴、水泥、毛纺品成为前线和后方的重要物资。
范旭东&侯德榜（中国化工奠基人）将天津永利碱厂、久大精盐厂，南京永利铔厂（亚洲第一座合成氨厂）的核心设备拆解迁移，经长沙、重庆，最终在四川五通桥重建，侯德榜在此研发出侯氏制碱法，打破国外垄断，保障了后方纯碱、化肥、精盐供应。
胡厥文（爱国实业家，迁厂发起人之一）1937年率先发起上海机器业内迁，组织上海机器同业公会，带领百余家中小机器厂拆解设备，徒步或沿水路西迁，在重庆组建中国机器制造公司，生产军工配件、机床，成为后方机器制造的核心力量。
西迁的意义与遗憾
为抗战保留了唯一的工业生产能力，前线70%的军需物资由后方西迁工厂生产，是抗战坚持到底的物质基础；打破了中国工业“沿海独大”的格局，首次在西南、西北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推动了内地工业化进程。但由于 迁移仓促，超70%的设备在拆解、运输中损坏或丢失，仅30%能正常投产；
中小工厂无力迁移，多被日军摧毁或强占，沿海原本的工业集群彻底瓦解；后方工业受原料、能源、技术限制，产能仅为战前的10%-15%，且以轻工业、军工配套为主，重工业基础薄弱，战后也难以快速恢复，直接导致中国工业化进程大幅倒退。